关于构建涉及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社区预防体系研究
时间：2021-06-11 16:01: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表现为进入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更加明显；社区中的生活习俗与民族文化更加多样；有关物质经济因素的矛盾纠纷更加普遍；涉及民族因素事件的应对措施更加复杂。生活习俗差异、法制意识淡薄、经济纠纷频发、权益保障不够等是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通过发挥社区功能，建立运行管理机制、组织宣传机制、信息沟通机制、走访帮扶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纠纷化解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城市社区民族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关键词］城市；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社区预防体系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4-0063-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建设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1XGL009）、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20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永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张明善，西南民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姚珣，西南民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讲师。四川 成都 610041
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问题中具有特殊性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少数民族群众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民族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呈现出多样化状态。城市已成为民族关系特别是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主要引发区，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不同以往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城镇中的突发事件已进入高发阶段。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管理，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应急管理已经迫在眉睫。
当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容易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少数民族产生抵触情绪。这些心理反应不仅存在于受事件直接影响的群众中，它还能通过媒介以网络舆情的方式间接影响到周围的群体，并把这种不良心理反应进行放大、扩散，从而导致舆情的变化，引起更大的危机，对社会安定团结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对于城镇化进程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控制不仅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学术界也在进行积极的研究。如，金炳镐（2004，2009）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民族概念、民族结构、民族属性以及民族意识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石路（2004）、杨安华（2005）等对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王建伟（2009）对当前民族地区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探讨。王来华、温淑春（2007）从舆情的角度，讨论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变化特征。史云贵（2010）基于公共理性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途径进行了研究。胡百精、高小平、薛澜、王郅强、刘铁民等学者也对突发事件的特征分析、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推动了学界对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认识，对于政府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总体而言，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泛化，没有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和影响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城市化进程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控制研究不够深入。
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区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聚集地，是多元化、多层次的组合，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融合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因而，切实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积极预防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既有利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也有利于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当前而言，如何发挥社区在预防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基础性作用是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课题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吉林省长春市的部分社区就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新特点、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进行了调研。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新特点
（一）进入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1]与此同时，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城市化不断提高，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49.68％，城镇人口比重比2000年普查时上升13个百分点。[2]因而，在这种大的发展背景和趋势下，进入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也会急剧增加。以成都市为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该市少数民族人口12.69万人，比2000年增加5.97万人，增长88.7%。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市总人口比重达到0.9%，比2000年提高0.3个百分点。[3]
（二）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更加明显
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社区中各个民族杂居的情况更为普遍，城市中很难找到单一民族居住的社区。另一方面，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基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因素而聚居在一起，就业就学就医等相对集中。如成都市郫县安德镇成为省内民族地区和西藏、甘肃、青海等省区商品物资集散地；武侯区的浆洗街社区、洗面桥社区、蜀汉社区等成为本市藏族民众往来频繁、聚居较多的地区；青白江区弥牟镇成为成都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4]再以长春市为例，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净月、朝阳、宽城、高新、绿园、南关等区流动人口数量较多，外县（市）相对较少。[5]这样，各个民族在城市中生活学习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典型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
（三）社区中的生活习俗与民族文化更加多样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创造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一个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是完全相同的，同一民族不同地区或不同系统的文化均有所不同。[6]（P.9）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群众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社区，不同特色的生活习俗、民族文化在这个城市中汇集，相互交融，交相呼应，绚烂多姿，既繁荣了城市文明，弘扬了各民族的习俗文化，促进了社区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从调研中深深感受到，由于各种习俗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语言、宗教、饮食、习俗、节日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复杂且多元的城市生活使得各民族在生活习俗和文化礼仪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如果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到社区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和社区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