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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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乃是基于其对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反思。官僚制是指一种无所不在的现代科层现象，它以自身的“理性”特征区别于其他的支配类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同时，韦伯将正当支配类型分为三种并非武断，而是有其理论关切的。通过对官僚制支配与超凡魅力型支配进行对比考察，韦伯从“日常/非日常”的视角揭示了它们所处理的事务在性质上的差异，由此说明了官僚制特有的局限性以及卡里斯玛型权威的必要性。此外，韦伯式的官僚制研究并不是为了生产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获得见识，并且帮助人们更好地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关 键 词：官僚制；超凡魅力型；法制型；理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8-0011-06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任崇彬（1984—），男，天津人，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关于组织研究的一种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也被奉为公共行政学的经典之作，任何谈论官僚制的学者几乎都要提到韦伯的名字和他对官僚制理论的开创性贡献。[1]（p3）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即把韦伯的官僚制研究放在他对现代社会与政治进行全面反思的大背景下来重新考察。
一、官僚制的内涵及其存在基础
韦伯考察官僚制的基本视野是对正当支配类型的划分。①正当的支配之所以被认为正当是有其内在理论依据的，按照这些理论依据的不同可以将支配划分为不同的纯粹的类型。韦伯认为内在的理论依据有三种，分别是传统、超凡魅力（卡里斯玛）与法制，与此相对应，正当支配的类型就有三类，分别是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卡里斯玛的）与法制的。[2]（p56）虽然事实上很难在现实中找到这些纯粹类型，但这种理论上的划分却能为我们分析现实中的情况提供参照和标准，而现实中的类型就可以看成是这些纯粹类型的复杂的变形、转换和复合形式。我们发现，韦伯是期望将各种支配类型置于一种相互对比、相互参照的视野下来进行考察，实际上，他在具体论述某一种支配类型的时候也都是处处与其他类型相对照着进行的。例如：在韦伯看来，法制型支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作为法制型支配典型的现代官僚制尤其如此。而作为法制性支配基础的理性是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力量，它能够从外部发挥作用，改变生活环境，解决其中的问题，从而改变人们对于生活环境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的态度，使个人更加理智。韦伯注意到，理性的官僚制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项独特发明，它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特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官僚制以其“理性”特征区别于其它两种支配类型。韦伯还认为，超凡魅力也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性力量，它可能在主观上或从内部改变人的心理取向，其可能的结果是，由于对“尘世”的所有问题所秉持的看法有了全新取向，所以导致人在基本态度和行为方向上发生了根本改变。[3]（p365）这种革命性以其“非日常”的特性不同于其它两种支配类型，而后两者满足的正是人群的“日常”需求。显而易见，我们考察官僚制时不能忘记其它类型的支配结构，而是要把它放在一种相互对照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
对于韦伯的官僚制概念，人们往往有所误解，认为它只是指行政机关的科层制，而实际上韦伯对官僚制一词的使用是相当宽泛的，他本人明确地将营利企业也作为一种官僚制来谈论。在现代很多大型私人企业中，职员的增长比工人快得多，很多类型的私人企业几乎没有工人而全是职员，而这些职员是以官僚制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一些特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往往就是一般的官僚制组织望尘莫及的楷模。韦伯还进一步地发现，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包括国家、军队、政党、学校、企业、利益集团、协会、基金会等等，这些现代团体的发展几乎都是伴随着官僚制的行政管理而同步发展。[4]（p318）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所有的持续性工作只能由官员们在办公室里完成，不论这些“官员”被称为“官僚”（在政府机关中）还是“职员”（在私人企业中），也不论这个“办公室”被称作“机关”（在政府部门中）还是“写字间”（在私人企业中）抑或是“办事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可见，韦伯用官僚制所指陈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科层现象，此种科层现象直到现代才在西方发展起来。在现代社会，只要有行政管理的需要，就会有官僚制。可以说，韦伯对官僚制概念的使用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然而，我们切不可将任何层级性组织都视为官僚制，从本质上讲，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只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现象首先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当中。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与以往的盈利组织即古老的资本主义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在内部是建立在可预计的基础之上的，它在理性技术的基础上有着严格理性的劳动组织，有着内部的细致分工和精确的管理。这种建立在可预计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一种至少在原则上同样也是可预计的司法和行政。[5]（p1653）在司法方面，就是由至少形式合理的、建立在某种规则之上的司法代替那种根据法官个人之公平感判案的司法（韦伯称其为“卡迪司法”）。在行政方面，就是朝着有合理的固定规章的行政机构演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呼唤着司法和行政也要按照可预计的原则组织起来，随后我们就观察到了国家制度在各个方面的形式上的合理化过程。
韦伯认识到，在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不论是企业、军队、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以及政府机关都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劳动者与实物的经营相互分离。[6]（p1562）这表现在：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军队里的作战物资、行政机构里的管理物资、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的科研物资，所有这些部门的货币资金都与劳动者（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分开”，结果是工人、职员、科研助理、国家官员和士兵（形形色色的劳动者们）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他们都需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货币工资，这些劳动者本人没有任何相对的自主性。另外，随着行政管理任务在量上的扩大和质上的提升，那些大规模的、持续稳定的日常行政管理需要一套组织严密并且运转良好的班子；而技术上最合理的方式就是这套班子按照纯粹业务的原则，根据各种具体工作进行分工，而且最好把各个岗位上的工作者培养成熟练的、遵守纪律的专家。换言之，就是把它打造成一架有效运转的机器，让各个岗位上的工作者作为零件发挥最好的作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任何一个零件运转不灵或者不守规矩都会导致整架机器失灵甚至崩溃。只有小规模的运作才能避开官僚制，而小规模运作的前提是：要处理的事务较少且较简单，或者是并不需要持续稳定的工作投入。所以，官僚制似乎是现代社会一种不可摆脱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