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慈善规范起步
时间：2021-06-05 16:04: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2年2月底，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国税总局六部委联合发文，罕见地对宗教界事务进行专项规范。
这份文件全称为《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明确，将积极支持宗教界参与公益慈善、保证其活动得到平等对待。此外，还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的形式、原则、优惠措施加以明确。
公益慈善界人士表示，宗教慈善的规模不得小觑，政府此举在尝试引导宗教界，按照公开、独立、透明的现代慈善理念，投身到公益慈善活动中。
在现实中，当宗教慈善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介入公共事务，则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则，比如现代慈善的信息公开、财务独立等专业原则，同时接受监管。
但受困于社会组织登记难的现状，以及国内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本身法人地位的缺失，中国的宗教慈善想要跟上现代慈善发展进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规范化尝试
此次发布的《意见》，是中国首部专项针对宗教慈善的部门规章。
过去，有关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法规，只有《宗教事务条例》中“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模糊规定。
而此次则明确列出了重点支持宗教界从事非营利活动的领域，包括，灾害救助、扶助残疾人、养老托幼、扶贫助困、捐资助学、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
“这涵盖了公益慈善的大部分领域，范围很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郑筱筠评价。
《意见》还列举了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基本形式。
目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由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公益慈善机构按照性质不同，可以注册成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随之获得法人资格。
此次《意见》亦鼓励宗教界成立基金会等法人机构，从事公益活动。“这符合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专业化的大趋势，也有一整套慈善规则可以遵循。”郑筱筠说。
而对于未注册成独立法人的宗教慈善活动，比如信众募捐、施粥、冬衣发放等，此前多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自行开展，由其内部宗教规则自我约束。
“实践中，多认为这是宗教内部事务，政府并不介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说。
对此，《意见》也作出界定，鼓励宗教界设立公益慈善项目，“项目的设立及活动开展情况，应当报告宗教事务部门”。虽然“项目”本身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慈善公益项目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细则去运作，《意见》也并未作出解答，但体现了引导宗教慈善向专业化发展的意图。“毕竟这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强制性较弱。”刘培峰说。
此外，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由民政部门负责监管，而对大量游离在民政序列之外、未注册为法人的宗教慈善活动，《意见》明确，将由宗教事务部门负担起监管职能：“（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年度情况和工作计划，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政府不应介入宗教内部事务，但公益慈善活动具有公共性，当宗教慈善不再限于其团体内部及活动场所，与社会公众发生联系时，也必须遵循相关的信息公开、财务独立等专业原则，同时接受监管。
“郭美美事件之后，整个慈善界面临拷问，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一直缺乏规范，本身也存在风险，此次《意见》，对一些模糊地带作出明确。”刘培峰说。
《意见》也引入了不少现代公益理念。
比如，要求宗教界设立公益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要执行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单独核算，实现公开、透明。公益慈善活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等情况，要定期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和捐赠者公布，接受有关部门、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防止有人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为名，聚敛钱财和进行其他不正当活动。
模糊现状
中国宗教事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
据官方统计，全国已有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
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实际的信众规模可能大大超过官方统计。
与此同时，宗教界在公益慈善领域日益活跃。
目前，整个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数量、资金尚无确数，但从历次不完整的统计情况，规模已然可观。
2011年2月，浙江省普陀山佛教协会向舟山市政府捐款4.5亿元，用于朱家尖大桥建设，创下宗教界单笔捐款最高纪录，也改变了公众对宗教慈善零散、不成气候的固有印象。
根据国家宗教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半个月内，国内宗教界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4亿多元。其中佛教界约2亿元，道教界约4000万元，伊斯兰教界约2400万元，天主教界近1亿元，基督教界约1.2亿元。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后的两个月内，宗教界捐款捐物总金额近1亿元。
近年历次灾难现场，宗教界人士的活跃表现和对灾民的抚慰，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汶川地震时，什邡市罗汉寺收容受灾群众、在方丈室设立临时产房，被广为报道。
除救災捐赠之外，不少宗教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方式包括兴建救济院、养老院、医院，参与济贫助困、教育培训等。
有天主教研究机构统计，截至2009年末，国内天主教系统内共开办有422个慈善公益文化组织，其中220多所诊所、81家养老院、44所幼儿园、22家残婴院或康复中心、35个区域性或教区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其中河北进德公益、辽宁盛京仁爱、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
不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董栋的研究显示，宗教界开办的大多数社会福利机构由于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尚处于“灰色地带”。
这也是整个宗教慈善的缩影——取得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为数不多。
据郑筱筠的研究，目前，国内按照基金会、专项基金等注册的宗教慈善组织，影响较大的包括爱德基金会、福建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等，总数不足百家。
但实际上以各种形式从事慈善活动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数量难以估算。
法人身份难突破
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难，在宗教慈善领域，显得更为突出。
董栋研究认为，在法律层面，民政部门对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注册登记、行政管理并无特别限制，只要这些机构能够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在组织上和运作上与宗教活动相分离，坚持非营利性，应获同等对待。
但在现实中，宗教的敏感性导致民政部门有顾虑。
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辽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该机构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多年，为了淡化宗教色彩，该机构后更名为“盛京仁爱”，但屡次登记未果，只能挂靠在天主教辽宁教区，隶属宗教团体管辖，因而没有独立法人地位。此外，对宗教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是否应该算作宗教活动，能否纳入宗教局管理，没有统一认识和说法，宗教管理部门多不愿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独立注册更加艰难。
“注册难”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相应的优惠政策亦无法落实。
《意见》强调，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福利机构，也应同等享有现行公益慈善组织可享受的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优惠。
一位研究宗教慈善问题的学者认为，宗教背景的组织在享受优惠政策上，常常难被一视同仁，《意见》试图对现状加以改变。但其中尴尬在于，现行财税体系下，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多针对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基金会、福利机构等，而宗教慈善组织无法注册，享受优惠就缺少主体资格。
即使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取得了法人资格，也未必能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2008年在中国注册的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第一家境外团体在内地设立的全国性基金会，拥有佛教背景，慈济至今未获得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取得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基金会，仍属少数。这也是中国慈善公益组织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国内现有七个全国性宗教团体，即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其余获准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多为上述全国性协会的地方各级分会，以及一些地方性民间信仰团体。据2009年的数据，国内现有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宗教团体约5500个。
有相当数量的民间宗教团体，并未登记。至于宗教活动场所，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由宗教团体向宗教管理部门申请，获批后成立，隶属于其发起成立的宗教团体，也没有独立法人地位。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宗教活动场所隶属旅游部门管辖，资产归属各地旅游局，产权纷乱。
因此，宗教团体、场所的身份、产权限制等等因素之下，宗教慈善要实现现代慈善要求的财务独立、公开原则，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