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先秦史官职掌为何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
时间：2021-06-05 12:01: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史官的主要职掌在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史官制度的发展有着其重要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对“三礼”中记载史官职掌的内容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先秦史官的这一特点理清一条脉络,从而了解先秦史官职掌双重性的缘由。
关键词: 先秦史官 宗教 政治
一、前人关于史官起源及职掌的研究
先秦史官之职掌,《周礼》、《礼记》、《仪礼》等典籍中均有据可考,以《周礼·春官宗伯》所记关于大史的内容为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①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②可见周代史官之职掌实涉及宗教、政治两个方面。虽周以前并无特别的文献证明周前史官亦职掌于政治、宗教,但殷人素“信鬼”,重“巫卜”,其实也不难推及此制实是由来已久。
首先,事关先秦史官之职掌,应当溯源而谈,从史官的产生及其最初职掌开始说起。关于史官的产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③《吕氏春秋·先识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均有提及史官之起源,认为史官的产生是远在三皇五帝之时。近人关于史官的起源更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素重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而巫祝是天与人之间沟通的代言人,从事卜事的巫祝工于文字记录,于是便演变为史官,即史官始自巫卜;有的认为,史官是始于仓颉造字,自文字产生之时,人类便有了记录,因此史官也就应运而生,即史官始自造字。这些观点都各据一理,仅仅止于旁证,至于史官之起源,人有好古之心自无可厚非,但无典籍或金石以证,即便是太史公所言,也是难以论断的。
可追溯的最早关于“史”的,是近代罗振玉于殷墟甲骨中所发现的“史”字。关于“史”字的探讨有许多,对“史”字字义的辨识,可以对史官产生及其原始职掌进行窥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史,记事者也。手又持中。中,正也。”④把史官解释为中正的记录者,这也是长期以来史家所认可的。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澄从周代铜器的“史”字字形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将“史”解释为手持竹简簿书,即是说史官是掌管文书者。⑤而对于将“史”解释为手持竹简簿书的问题,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史”字源自于射礼,而古时的竹简与射礼所用的竹筭是同样的事物,而“史”字的“中”的本义则是盛放竹筭的容器,亦可解释为盛放竹简,而手持“中”即是手持竹简簿书,故有此一说。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王国维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中”应解释为本义,也就是说史官起初的主要职掌是射礼,即是负责计算射箭命中次数的职务,而非一开始就承担了记录和掌管文书的职务。陈梦家在其《史字新释》则提出观点认为:“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⑦将“史”解释为捕猎之具。当代学者黎虎亦提出观点认为“史”字如同使节手持旌旗,“使”是“史”的本义,而“事”“吏”等乃是引申义。⑧
从前人对史官之起源及“史”字之字形的探讨来看,众家各有说法,不一而足,但仅仅从字形来探讨这个问题却是不够的。另外,从记载先秦的文献来看,却又正如梁启超所言:“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⑨针对先秦史官职掌之探讨,因资料之局限,最早能考之史官莫早于殷时,而真正能以较丰富的文献左证的,则要到周时。
二、从文献看先秦史官职掌
《周礼》、《礼记》、《仪礼》等文献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周制的史官职掌内容,其中对史官制度记载最为完整的当属《周礼》,《周礼·春官宗伯》一篇中记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及御史七职,《天官冢宰》另记有女史一职。
大史之职掌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政治方面,“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除了掌“六典”,还要掌“法”、“则”,从“以贰六官”也可看出大史要对文书的副本负责保管;其二,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史还要“正年岁”“颁告朔”;其三,在宗教方面,“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辩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即是与主事共同占卜祭日,读礼书并作相应的记录,祭祀当日要根据礼书安排座次;其四,朝觐之时,“以书协礼事”,“执书以昭王”;其五,发生战争时,携带测量天相的仪器与部队出征;其六,迁都之时,“抱法以前”;其七,大丧之时,执掌丧葬之法,宣读诔辞,考究丧礼是否得体,定赐谥号;其八,射礼之时,“饰中,舍筭,执其礼事”,即负责计算射中数目,执掌相关的礼仪。⑩
小史之职掌主要为“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辩昭穆”、“读礼法”、“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大体上类同于大史的助手;而冯相氏、保章氏之职掌主要为历法星象,其中冯相氏观天相,“辩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辩其吉凶”;内史之职掌为协助大宰,掌管王法、王令的副本等;外史之职掌为传达王对畿外的命令等;御史之职掌为掌管和起草各诸侯国、采邑和民众治理方面的文书等;此外,女史之职掌则主要为内宫之礼事、保管内政之法副本及对内宫之事进行记录。{11}
从《周礼》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周代的史官制度是较为完备的,分工十分明确,除了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职掌外,在农业生产、礼仪典制等方面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先秦史官的职掌中,是先从事于政治还是宗教事务,即是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是什么呢?
如果根据史官起于巫卜之说来看,因史官之前身为巫卜,故此史官必然是先职掌宗教事务,其后才涉及政治事务的,这也是得到比较多人认可的一个观点。如陈梦家即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书中提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12}史是否能与巫直接画上等号,值得斟酌,但从《周礼》中所载来看,史官职掌与巫卜职掌同归属于《春官宗伯》篇,在《礼记》、《仪礼》等文献中更是时常将“史”“卜”“祝”等词并用,但仅凭于此就断言史官是先从事于宗教事务,依然是不严谨的。此外,关于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所提到的观点,承袭其对“史”字形的解释,认为:“史官最初只是计算射礼书目的简单职务,后来掌天道、历法成为大史,又成了作为天子秘书的御史,治理天子直辖地的内史。”内藤湖南的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存疑之处在于,其对“史”字形的解释是其判断的重要依据,但这一解释尚非定论,更且从《周礼》记载的内容来看,主持射礼只是史官职掌所占极小的一部分,就此而断言射礼为其原始职掌,仍是不严谨的。我认为,针对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的讨论,缺乏文献证据,仅能止于推论及猜想,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先秦时期,尤以殷人为例,往往宗教和政治事务之间并无清晰的界线,而星象与宗教事务、历法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与政治事务等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很难加以明确地区分。这样先秦史官是先从事于政治还是宗教事务这一个问题,也就难以讨论,或者从根本说是不成立的。
其实,《周礼》所记载的周代史官职掌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史官的职掌,其中“五史”的共通之处在于主要都是对典籍的管理、事务的记录与宣读等,记载中多有提到“读礼书”“读礼法”“抱法”“掌书”“贰六官”“贰之”等语,而为一般所强调的宗教事务方面,只有大史、小史兼有此职,而射礼之事,也仅是大史所任,并非“五史”之通职;而将史官的职掌与《天官冢宰》中大宰的职掌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五史”之职掌与大宰是一一对应的,其中如大史之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这与大宰的职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13}是相照应的,这里的“逆”并非现代汉语所理解的反叛之意。根据《说文解字》:“逆,迎也。”{14}可以理解为:“以迎受天下各国(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15}可见“佐王治邦国”是大宰的职掌,而大史则是负责掌管典籍和负责记录,起到的是辅佐大宰的作用;而再将史官的职掌与《春官宗伯》中巫祝的职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史官与巫祝有着重要联系,但是也有着诸多差别,其中如大卜之职掌:“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16}这与内史所掌的用以诏王治的“八枋之法”是不同的,与大史“大迁国”“大丧”之时所抱之法也是不同的,大史于祭祀之时,是“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可见周代史官在宗教事务中的职掌也主要是协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