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团组织与社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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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要实质性地提升群团组织服务能力，加强社会协同是群团改革的必答题。群团改革以来，各地群团组织尝试了一些社会协同的实践形式。例如购买服务、兼职干部、乡贤捐赠、网络公募。文中首先通过四个具体的实践案例呈现这四类实践形式，然后从这四个案例中归纳提炼出目标共同化和行为制度化两个理论维度。前者旨在分析社会主体与国家主体间因激发行为的价值差异所形成的目标差异，后者旨在分析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各自面对的规制性或规范性制度表征及其与非制度化因素的角力。最后尝试通过这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四个案例所描绘的社会协同的实践水平。
　　关键词：群团；社会协同；协同治理；工会；共青团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6-0085-008
　　一、引言
　　社会协同的实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例如，从国家部委分离出来的行业协会商会实际上就是以社会的形式助力国家职能履行。然而，社会协同政策话语的出现却晚至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十六字方针。2012年十八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演化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二十字方针。
　　从政策层面出发，加强社会协同是中央对群团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群团组织要通过服务来引导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协作协调、互促互补互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治理”背景下的群团改革，也要致力于提升社会协同的水平，这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从实践层面出发，加强社会协同是群团组织提升服务群众能力的必然选择和关键环节。群团改革需要破解的难题是缺钱、缺人。特别是基层群团组织，层级越是往下，越是缺钱、缺人。要实质性地提升群团组织服务能力，加强社会协同就不是群团改革的附加题，而是必答题。有没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协同水平高不高，直接关系到群团组织是否能够真正服务群众、满足群众需求。
　　近十年来，有关社会协同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研究部分以“社会协同”示人，与政策话语保持一致；有些以“协同治理”示人，通过学理分析解剖和勾画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图景。无论是“社会协同”研究还是“协同治理”研究，其基本理论立场大致是一致的，都认为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应当引入多元主体和多种资源助力国家各类职能履行。
　　然而，两类研究还是稍显差异的。有关“社会协同”的研究倾向于从宏观上倡导国家应与社会建立平等、协商的协同关系。例如，朱力与笔者的论文，主张从社会组织切入寻求建构与政府、社区、企业等主体的协同关系，并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提出社会主体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的社会协同三阶段演进历程朱力、葛亮：《社会协同：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甘峰倡导在社会协同中引入新的主体，即社会企业甘峰：《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严国萍和任泽涛从共同目标和理念入手提出社会协同的构建路径，并主张从法治化和制度化入手为社会协同寻求保障严国萍、任泽涛：《论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4期。。邵静野和来丽梅从国家和社会关系入手就社会协同涉及的要素从宏观上提出七项机制邵静野、来丽梅：《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
　　有关“协同治理”的研究倾向在整合西方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成果基础上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期。，对我国社会协同涉及的价值意蕴、条件、领域、主体、逻辑起点、分析维度进行探讨。例如，郑巧和肖文涛认为，公民本位、公平正义、服务精神、公共责任是协同治理蕴藏的价值导向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郁建兴和任泽涛认为，社会协同实际上是政府治理能力较高且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两个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徐嫣和宋世民认为社会协同的适用领域可分为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公共服务供给三类徐嫣、宋世明：《协同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适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它启示，群团组织加强社会协同，并不是讓社会主体无所不能，而旨在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作用。闫亭豫在对国外社会协同研究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外较少从差异类型的协同治理主体切入关注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闫亭豫：《国外协同治理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张振波探讨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公共性张振波：《论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公共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公共问题的凸显。正因为出现公共性扩散，协同治理是对其进行的回应。马雪松尝试为社会协同研究确立结构、资源、主体三个分析维度马雪松：《结构、资源、主体：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它启示笔者，在案例选择时尽可能地反映地方实践是如何应对社会协同中多种主体和多类资源的问题。
　　综合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检视实践领域的具体做法，是否需要社会协同的问题基本已经达成共识。下一步的问题是，通过对现有各种类型社会协同实践的解剖，对如何分析社会协同实践、如何提升社会协同水平进行理论提炼。群团改革以来，从省级群团组织到乡镇、街道基层群团组织，出现多种多样的群团组织社会协同实践，旨在借助社会力量增强群团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本文的整体思路是，选取四个实践案例，分别代表兼职干部、购买服务、乡贤捐赠、网络公募四种群团组织社会协同实践形式，呈现他们如何围绕资源、人员等突出困境践行社会协同，然后对其进行归纳，提炼出关乎社会协同水平的两个理论维度，进而通过这两个维度对这四个社会协同实践的水平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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