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河南村治学院
时间：2021-06-01 04:0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梁漱溟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曾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负责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在学院的筹备与开办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主持的河南村治学院虽因中原大战而被迫终结，但其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关键词：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06-0005-04
河南村治学院创建于1930年1月， 其校址选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苏门山百泉乡，是由河南乡治运动领导人彭禹廷提议，在冯玉祥与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的。该学院由河南省政府设立，直接隶属于省政府，旨在研究乡治理论，培养乡村自治人才，发展当地的乡村自治事业，寻求“民族自救，振兴中国”之路。这所学校从筹备开学直至因中原大战被迫停办，前后只有一年，却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河南乃至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梁漱溟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负责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等具体工作，在学院的筹备、创办与教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背景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民国初年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环境下开展的，并且和当时河南社会的具体情况及梁漱溟本人的乡治理论与实践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国家陷入列强瓜分和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农村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时的中国凄凉萧瑟、腥风血雨，在全国陷入积贫积弱、千疮百孔与动荡不安的困境下，河南省亦无法幸免。彼时河南省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彭禹廷、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意识到河南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着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以求“乡村自救”，通过研究与寻求乡村“救穷”和“兴利”的办法，以求治本[1]，这无疑与梁漱溟的乡治理论不谋而合。基于对中国乡村衰败的高度关注和中国社会矛盾的独特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文化失调和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引起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必须从农村入手改造社会，进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实现民族自救。
理论上的契合使得梁漱溟欣然接受王鸿一等人的邀请，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掌管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而其乡治理论为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备与开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梁漱溟有着独特、丰富的乡村建设实践经历，他曾筹划曹州办学、广东乡治改革运动，为其主持河南村治学院、开展村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梁漱溟对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的贡献
梁漱溟接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后，学院的校址和人事安排都已确定，但各项筹备工作还未展开，梁漱溟到任后马上筹备学院的各项事宜，并在学院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制定河南村治学院办学宗旨及学则章程
梁漱溟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办学经验，在与梁仲华、王鸿一等人商量下，写成《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等件。[2]这三篇纲领性的文件是梁漱溟根据村治学院的旨趣及河南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乡治理论及先前曹州中学、重华书院、广州一中的教育实践经历悉心制定的，很好地阐释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宗旨与教育理念，是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中，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角度论述了从村治入手，以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必要性。“故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欲求进于组织，夫必有其着手处；则由村落以着手，自为其天然所不易。”[3]“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3]这表明，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梁漱溟以农村为着落点，从村治（1931年后改成乡村建设）入手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村治”主张已经基本成熟，同时，这也为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河南村治学院学则课程》对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学与管理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学院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及办学方式，为村治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学院的办学活动得以高效开展。
（二）接办《村治月刊》
除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外，梁漱溟还接替王鸿一主编《村治月刊》。他白天负责村治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晚上进行编刊，将老师和学生的文章相继刊出，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外，梁漱溟对编辑方针进行了修订，力图在思想和内容上扭转当时社会流行的盲目学习西方的心理，并阐析村治或乡村建设的设想，发表了《主编本刊之自白》、《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章。1930年6～7月间，梁漱溟写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发表于村治月刊2～4期（连载）。全文计九段：一、觉悟时机到了；二、所谓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三、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四、由中世到近世的转悷关键何在？五、中国人则怎样；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七、我们一向的错误；八、我们今后的新趋向；九、附志。[5]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的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与以前的自救运动相比较，具有本质的差异。以前的运动都是往西走，这一次则是往东走。梁漱溟与王鸿一等人一样，在原则上，反对欧化与俄化，根本否认欧洲近代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而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建立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
上述一系列从文化哲学、社会分析等角度研讨乡村建设问题的论文，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乡建派的领袖及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