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溃败原因再探讨

时间：2021-05-28 12:03:4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豫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发动的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作战区域跨度最大的一次战役。这场战役的中方的失败固与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军事落后分不开，更与日方直接关联。以河南会战为例，战前日本政府做了积极的战争总动员，以及具体的战术准备，同时密切关注国民政府方面的情况，搜集情报，同时也调配了充分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支撑，再加上日军指挥机关与各作战部门的有机联系，使得日本方面始终处于有利的战争态势，可以说，国民政府豫湘桂战役的溃败是一种的必然的战争结局。
　　[关键词]河南会战；兵力；装备；情报；战术
　　1943年秋季起，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日本发动了于1944年4月开始同年12月结束前后持续约8个月的豫湘桂一役。此役中国方面损失近60万军队，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146座城市和失去7个空军基地及36个飞机场。日本则打通了日军所谓的大陆交通线，达到了预期战略目标。在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能够取得近乎“完胜”的战果，固然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国民党军队战役指挥的失误、军队战斗力、战斗意志下降以及军民不和等原因分不开。但是从日军方面来讲，无论是兵力配置、武器装备、情报工作、战术执行和作战指挥等方面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学术界既往研究多以国民党为视角分析豫湘桂战役溃败原因（1）。研究成果体现在：认为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失败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治军事方针中所蕴含的危机总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国民党长期实行消极抗战，被动防守的失败主义政策；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无斗志，战斗力下降，指挥严重失误；关键问题是不能充分动员全民抗战，军民不和。除此之外，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策使得战争中，国民党大失民心，而民心是事关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失败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本文则拟以河南会战入手，从相反的方面，亦即从日军的角度探讨国军败因原因，以期该问题研究的全面与深入。
　　一、大力投资财政预算，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实验部队等高技术的武器设备；最大限度调动所有机动兵力，较国民党军队，大显优势。现代战争中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人和武器装备以及二者的结合。日军为了保证“一号作战”顺利完成，在兵力上几乎是倾尽所有能够调动的机动兵力和能够调配的武器装备参战。参加豫湘桂战役的日军总兵力约为51万，马匹约10万，炮1551门，汽车约为15550辆，坦克794辆（2）。日军在河南会战中的战斗力包括：人员约14600名，马约14800匹，汽车约1970辆，重机枪740挺以上，迫击炮90门，联队炮（山炮）88门，作为师团炮兵的野炮及山炮级的炮280门，十生的榴弹炮24门。坦克师团的坦克和装甲车等1400辆以上，还有一般野战工兵约30个中队（3）。
　　在豫湘桂战役中，日军首次集中使用了装甲部队，日军战车第3师团是日军战法革新的实验部队，在实战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洛阳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因为日军战车第3师团的投入，就迅速的将汝河北侧山区的兵力向北方和西方撤退。日军也在战后的战斗报告中也提到了战车师团的威慑力，“我军的会战方针，原拟围歼汤恩伯军，特别是其核心第13军。但是，坦克师团的挺进反而使敌丧失了决战意志”（4）。还有在灵宝战役中，由于战车第3师团的加入，迅速改变了原本双方相持的战斗居局面，使国民党军迅速溃败。
　　在河南会战中，双方空中力量对比也很不平衡，日军在战后的战役汇报中写到“1号作战期间，敌机出动共约400架次，我出动飞机共为2700架次，约为敌之7倍。”（5）
　　而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主要以汤恩伯集团为主，部队人数虽有四十万之众，但部队多是地方杂牌部队，顶多是二三流的战斗力水平。这些部队不仅战斗力不强，纪律松弛，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重武器仅以迫击炮为主，大口径的后膛炮和坦克几乎没有。此外军队的预算开支也是严重不足，何应钦在1944年4月军事报告中说：“衡以本年四月下旬物价指数，比较民国二十六年上半年已增加三八三.六六倍，但三十三年度军费预算与二十六年度比较，尚不到四一倍。”（6）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作为战争基本元素的人和高技术武器装备一旦有机的结合，那么掌握优势的一方就会显示出不可抵挡的威力。
　　二、建立完善的情报系统，全面、及时掌握国民党作战动态，以致国民党处处被动，直至全线崩溃。《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获取和利用情报的能力是交战双方指挥军事素质优劣和军队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日军经过侵华的多年作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情报系统，这在后来的河南会战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河南会战中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机关主要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和破译密码，来掌握国民党军的动态。例如：当日军到达长葛时，国民党军第1战区就确定南路坚守许昌的策略，将汤恩伯部队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南集团在许昌地区牵制日军主力南进；北集团从登封攻向郑州敌后兵力薄弱之铁路沿线，进行侧击和尾随。这一计划的电报被日军破译，知道第1战区的主力第13军位于登封地区，因而日军在刚攻下许昌之后，仅使部分部队仍沿铁路南进，以麻痹国民党守军，而主力由许昌向右回旋，以重兵封锁许昌经郏县、临汝去洛阳的公路，围歼在登封的汤恩伯所属的北集团。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发给第1战区必须坚守洛阳的电报，同样被日军破译，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驻山西的第1军，将预定于5月11从垣曲、平陆地区南渡黄河的计划，提前于5月8日。日军第1军因准备时间不够，才改为5月9日南渡黄河。在进行洛阳战役的时候，日军华北方面军通过各种情报，获悉国民党第15军，奉有坚守洛阳的命令，不会撤退。所以冈村宁次在一开始就对洛阳采取围而不攻的作战方法，命令其主力继续向西追击其他国民党部队，使洛阳守军与其他部队相距更远，直到5月20日才发动进攻，并攻占洛阳。
　　而国民党方面在情报工作方面远远落后于日军，甚至在日军已经对河南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后，国民党军委会还是判断日军不过是“兵力不足的窜扰扫荡性质”的作战（7），而采取的作战方式仍然是侧击与“避免与敌正面决战”（8）。而蒋鼎文与汤恩伯在战役开始后，还没有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主攻方向、兵力配置等情况有所了解，以致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战役中始终陷入被动局面直至全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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