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对粤汉铁路攻防战略评述
时间：2021-05-28 12:0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粤汉铁路：攻防战略：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粤北会战：豫湘桂会战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挥粤汉等铁路干线安全、快捷、运量大的优势，有效地改善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后勤补给，提高了抗日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主动性。敌我双方围绕粤汉铁路的争夺也因此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利用粤汉铁路的军事功能，集结大量战略物资和主力部队开展武汉会战，挫败了敌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但是，由于中方在粤汉南线疏于防范，致使会战功亏一篑。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粤汉铁路沿线构建了牢固的防御体系，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和两次粤北会战的胜利，有效地保障了后方的安宁和西南国际交通线路的开辟。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凭借干线枢纽层层设防，力图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前提下阻滞并消耗日军；但是，由于内部分歧不能妥善协调，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受制，未能取得战略预期效果。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7）01-0114-08
1930年代初，中英两国为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拨付庚款退款作为筑路基金，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通用标准，采用中、英、美、澳等国的优质材料，将贯穿中南、华南腹心地带的粤汉铁路工程赶筑完工。抗战全面爆发后，粤汉铁路承担着繁重的军需民用运输任务“地位之重要，居全国各路之冠，而其责任之大，亦无出其右”。由此，粤汉铁路成为日方必争、中方必守的重要目标，围绕着粤汉铁路的攻防贯穿了抗战始终。就正面战场对粤汉铁路的攻防战略做针对性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防御阶段：“军事为主，外交为辅”的干线守护战略
抗战前期的正太、淞沪、南京、徐州等会战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粤汉等铁路干线提供的战略支持。随着正面战场战线一再收缩，运输动脉粤汉铁路和华中主要交通枢纽武汉成为日军攻击重点。为了守护粤汉铁路这一交通命脉，国民政府执行如下战略：在北线的武汉外围集结重兵与日军决战，南线的广州则主要依靠欧美列强的外交庇护。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为了挫敌于武汉外围，国民政府主力云集，参战部队多达130个师，兵力超过110万，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国民党名将薛岳、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张自忠、胡宗南和孙连仲等悉数参与指挥。日本方面也孤注一掷，抽调在中国战场上几乎全部機动部队，兵力投入达35万之众。日军狂妄地叫嚣：“只要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他们以为占领武汉并控制粤汉铁路就足以掐断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和抗日部队的后勤补给：“攻下汉口……对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如此一来，国民政府即使不立刻崩溃，但至少沦为地方政权”。
在广州外围，国民政府对于欧美列强外交庇护的威慑作用深信不疑。国民党地方武装中装备最为精良的粤军大部分奉命北调武汉外围，分散防守广东的正规军仅约8万人。
正面战场守护粤汉铁路的战略有其合理之处。在抗战初期的数次会战中，我方由于在武器装备、军队作战素养和后期补给方面都远逊于日方，作战部队损耗巨大，分守粤汉南北两线会使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防守将陷于相当被动的局面，重点防守武汉正是为解决这一缺陷而拟定的针对性战略。
而依靠列强来庇护粤汉南线安全也非仓促拟就之策。英、法两国在华南地区都有重大利益牵连：历史上法国曾将华南地区作为其势力范围，而英属香港、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都与华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中英合筑粤汉铁路既缓解了英国国内经济危机的压力，又提升了香港的经济地位，中英关系进一步密切。抗战爆发之后，粤汉铁路作为中国主要外贸通道，其安危与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德、英、苏、法、美、荷、挪、意、比、瑞士、瑞典等欧洲国家纷纷取道香港，经由广九、粤汉铁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英属海峡殖民地、荷属印尼、法属印度支那、美属菲律宾的华人华侨也倾资采购国内紧缺物资，并借助英、法、荷等国籍的船舶输往祖国，客观上也刺激了列强海外殖民地经济的发展。1937年，经由粤汉、广九两路调往前线的军粮、弹械、被服、汽油、交通器材、煤、盐等战略物资就达126380吨。正是基于粤汉铁路已经与欧美列强及其远东殖民地利益攸关的认识，国民政府认为列强不会对粤汉铁路的安危袖手旁观。
从会战的现实来看，国民政府的战略一度奏效，日寇为之深陷战争泥潭。在作战前线，残酷的作战和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的疫情蔓延，使日军伤、亡、病达20万之众。而后勤补给线过长也成为日军致命的短板。当时日军的战略物资主要来自沃野千里而且经营多年的中国东北地区，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华北沦陷之后日军辎重部队和战略物资沿平汉铁路快速南下，在会战之前已经掘开黄河花园口段而形成广阔的“黄泛区”，迫使日军战略运输绕道海路再转溯长江而上，该路线不仅路途远、耗费大、耗时长，而且遭到抗日部队节节阻拦。前线久攻不克，再加上后勤供应不足，使日军疲态尽显。我方尽管伤亡惨重远甚于日军，但因拥有主场作战之利，加之粤汉铁路的战略运输也使部队作战力得以维持，消耗能得到较快的修复。武汉会战期间，粤汉路“开行军车2000多列，运送部队200多万人，单单前线后运的伤兵列车即达133列之多”。战时贸易也进入了高峰期，至武汉会战结束之前，欧美各国经由粤汉铁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达70万吨之多，而中方出口货物亦达7.6万余吨，共得外汇4100余万元，其中外运茶叶价值达1000多万元，四川桐油21900担。当时的粤汉铁路几无暇时，行车最频繁的时候，在路线上行驶的列车高达140列，少时亦有70～80列。战时贸易以中德贸易数额最大，根据1936年中德签订的以货易货的协定，中国可以用德国提供的1亿马克贷款来购买德国战略物资，但需要用湘、赣等地出产的锑、钨等战略物资来抵偿。进口武器大量地用于装备前线部队，德械师和德训师一直发挥着战场中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