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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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央苏区;反“围剿”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1-0065-09
[收稿日期]2013-12-26
[作者简介]凌步机（1948—），男，江西于都人，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央苏区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课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课题编号：2012BDJ10）子课题的部分前期成果。
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的这5次反“围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 提出的指导意见较为符合实际，而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则基本没有干预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红军之间的交通联系非常困难，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央苏区红军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无法直接干预，有些指导性意见，也只能提供给中共中央参考。
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在1930年12月2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他说，远东局当时主张“把赣南变成以吉安为中心的连成一片的方针。在这个地区的四周要开展游击活动。它四周的要冲应由我们各个军守卫”。米夫还认为：“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同时很清楚，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还应做最好打算，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撤退到什么地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并继续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1]P501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基本采纳了米夫的意见，于1931年1月11日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指示说：“宜将各军（特别第1、2军和第3军）的主要核心撤到较为安全的地区，从中组织有坚固根据地的正规军骨干力量，无论如何要将其保护好，使其不至于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时所进行的冒险行动中遭到被歼灭的危险。关于根据地问题，同意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 [1]P23-24
可以看出，米夫的意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指示，大致上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主张较为接近，较为符合中央苏区红军实际。当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发出时，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早已结束。
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意见大致与第一次反“围剿”相同。远东局于1931年2月22日至28日从上海发出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说到：“现在我们处在军阀第二次进攻的前夕，敌人对这次进攻作了更为精心的准备，打算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我们。我们依然坚持在前一封信中提到的任务和指示。保卫吉安中心，建立‘成片苏维埃化’的地区——不留下反动策源地。在对我们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1]P130中共中央在同年2月发出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给中国红军和各级党部训令中，以及在3月2日发出的给红一、三军团总前委及其他苏区的补充指示中，都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对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作出了基本正确的指示。当然，必须肯定：中央苏区红军能够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主要是毛泽东、朱德等坚持实行“诱敌深入”根据地、然后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正确方针的结果。
1931年4月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返回莫斯科。同年6月，远东局实际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直到1932年9月新的共产国际代表阿图尔·埃韦特来到上海，才重新开始工作。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都没给予什么具体的指示和干预。
二、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制定中央苏区红军“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1932年9月，新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共产党员阿图尔·埃韦特来到上海。同年11月，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李德）从满洲调到上海工作，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2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一号军事指令，对中央苏区红军当前的军事行动提出意见，并要求苏区中央局：“请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关我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准确信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指示。” [2]P2465但此后的两三个月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行动仍然干预较少，而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则发出了几份具体指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