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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

    时间:2021-05-24 20: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凭借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这个军事活动的大舞台,成功导演了夺取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活剧,充分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提出方针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提出并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第一步。
      1930年秋冬,蒋介石实施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红军实行“求心退却”,两次大踏步后退,从赣江西岸一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这里粮草充足,群众基础好,而且这一带群山环抱,是歼敌的好战场。
      当时,根据地实行“赤色戒严”、“坚壁清野”,敌人进到苏区,就像虾子落到滩头,寸步难行。红军则得到了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援,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报告敌情、带路做交通,到处有群众做帮手,红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神兵天将”。再加上布满苏区墙头上的红军宣传标语,一条标语等于增加红军一个军的力量,威力无穷。正如毛泽东当年赞扬黄陂苏区人民条件好、红军必胜的嵌字联所说:“黄虎出林啃白犬,陂水流潭养赤龙。”
      第一次反“围剿”慎重初战至关重要。红军实施“中间突破”,先是想在小布设伏打谭道源,但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红军两度开进,却不得不两度撤回。过后在龙岗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取得了“龙岗活捉张辉瓒,东韶追歼谭道源”的辉煌战果。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半师,打破了“围剿”,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略转变的伟大的第一步。毛泽东当年为在小布召开的“苏区军民第一次反‘围剿’歼敌誓师大会”题写的对联生动体现了这一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继续完善
      
      1931年春,蒋介石实施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我红军则“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半个月走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痛快淋漓打破了“围剿”。这是红军继续实践与完善积极防御战略的结果,使红军的作战原则趋向成熟。
      当时,红军主力由宁都青塘撤至兴国龙岗、吉安东固一线,在根据地前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耐心等待敌人达25天之久,没有走漏任何消息。终于引敌就范,敌王金钰部离开富田向东固进发,迎来了战机,打响了白云山战斗,拉开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当打王金钰时,红军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10余里,距蔡40余里,红军依靠根据地条件,还是钻通了这个“牛角”。
      第二次反“围剿”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选择弱敌,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迁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及红军反攻开始打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三个原则。
      
      全部形成
      
      1931年夏,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兵力30万,虽然“急风暴雨”,但红军“千里回师”,退却到根据地后部作战,依靠根据地条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穿插突围,声东击西”的打法,歼敌于根据地内,仍然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至此,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便形成了。
      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大特色之一,是红军走的路特别多,而这种“走”,又都是为了达成“打”的目的。敌人刚发起“围剿”,红军就“走”,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在敌人分路直追,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边而加以消灭的情况下,红军又以“走”来对付敌人;不但“走”,而且用“敌进我进”的走法,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翻山越岭,直插敌人后方,向东突进,连打莲塘、良村、黄陂三个胜仗。之后,当敌人分路合击黄陂、小布、君埠时,红军还是采用了“走”的方法,于暘斋突破敌人包围的争岭脑,又由东向西回到兴国休整半月之久,再打胜了主石岭、老营盘两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当时黄陂、小布人民群众“全民皆兵”,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都挥起菜刀,十二三岁的儿童团员也举起红樱枪,纷纷起来协助红军抓俘虏、掩护主力作战和突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黄陂被俘的一个敌军官颇有感触地惊叹:“当了十多年兵,走了十几个省,都没有遇到像这个地方这样厉害的老百姓!”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也在这一点。”
      第三次反“围剿”,其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战斗之激烈,都超过了第一、二两次反“围剿”,表明红军的运动战发展到了逐步成熟的阶段。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是:随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红军进一步完善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应当时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正确地处理了打运动战歼灭敌人和放弃地方的关系、“打”和“走”的关系,解决了在“打”和“走”的间隙争取时间休整部队、力争打立足未稳和运动中之敌、善于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等问题。
      
      不断丰富
      
      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在“宁都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军事指挥大权旁落,但他关于发展和依靠根据地条件,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仍产生了重大影响。前方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继续坚持这一方针,采取打大规模伏击战的战法,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进一步证明红军依靠根据地积极防御、实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从而不断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内容。
      1932年10月间,蒋介石将重点部署进攻鄂豫皖苏区转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外围摆布兵力几十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围剿”我红一方面军。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面前,红军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路线和作战方针,才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是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还是采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的行动方针?这是“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在会上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正确观点。他再次说明了乐(安)、宜(黄)战役后改变攻打南城计划的情况和理由,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是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否则急于求成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的错误”。同时郑重指出,中央和中央局过去7个月的军事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红军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红军仍然应当发展和依靠根据地条件,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这是毛泽东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打运动战军事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第四次反“围剿”久攻南丰不克,红军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转到敌之右翼,在宁都北部之东韶、肖田地区集结,采取“声东击西,分散敌人,在山区打大规模伏击战”的战法,于1933年春,在宁都北部、宜黄南部的黄陂和东陂消灭敌人三个师,活捉两个师长、击毙一个师长,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蒋介石非常痛心地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巩固与发展,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也被打通。这些实践进一步证明红军依靠根据地积极防御、实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
      与此相反,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消极防御”,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采取“分兵抵御”和“短兵突击”的战法,在敌人的堡垒战略面前,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创立理论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研究战争问题,科学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作战经验,提炼红军的作战原则,揭示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重要的规律性问题,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以这篇军事理论著作的发表为标志,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于红军作战原则的发展、形成及其基本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论述:“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形式也有了新的改变,主要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中央苏区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战争,经历了胜利(粉碎第一至第四次“围剿”)、失败(由于王明路线造成未打破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胜利(主力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实践和流血牺牲,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磨炼和造就了我党我军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而且创造和发展了全新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理论。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广大军民的革命战争实践,是产生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源泉,毛泽东作为我党军事战略家的杰出代表,发挥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奠基人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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