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军武器装备建设
时间：2021-05-23 08: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恩来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国防等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生涯，使他对武器装备建设、对人民军队和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他进行了艰辛和卓有成效的探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并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军实际情况的武器装备和军工建设道路。
革命战争年代，亲自推动武器装备建设及军工事业发展
建军之初，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加之受到客观环境条件制约，在较长时间里，我军只是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小米加步枪”可以说是这支军队在红军时期的真实写照。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辗转来到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第二年10月开始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除了注意在战场上尽量缴获外，他开始在苏区原有基础上着力发展军事工业，而且指导得非常具体。1934年4月18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与朱德联名签署命令，指出“子弹壳及铜锡等是重要兵工材料”，要通过打土豪、清扫战场、发动捐献、估价购买等多种途径收集子弹壳及铜锡，“迅速交兵站或经军区送给总供给部应用”。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周恩来仍然为武器生产谋篇布局。7月24日，他命令枪炮、弹药两厂合并，定名为兵工第一厂，杂械厂改名为兵工第二厂，其中一厂设机器、枪炮、弹药三科，并责令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突围，周恩来将560多名兵工人员编入后勤纵队，他们分3批踏上了长征之路，这些兵工人员出发时都带着工具和零部件，有的还带着机器设备，不过大部分笨重的机器由于不利于行军，不久后被就地埋藏。长征途中，兵工人员宿营后，因陋就简、第一时间抓紧维修枪械，保障战场需要。有时候，因战事紧迫，他们甚至参与作战。周恩来作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这支部队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尽管行军频繁、战斗不断，但他依然惦记着这些兵工人员的情况，特别是当他得知有部分专门人才离队，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文件——《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要求部队对技术人员加强福利待遇方面的保障，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缓解了兵工人才离队的现象。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稍稳定，但天气已近隆冬，指战员没有棉衣、弹药更是紧缺，周恩来当时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后方供应、军需工作。如何保障吃穿用、确保过冬，如何筹集弹药物资、确保立足，是摆在红军面前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抓紧安排购买和生产冬装鞋袜，一方面开始着手军工厂建设。陕北的瓦窑堡有兵工厂、炸弹厂，清涧有修械厂，但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周恩来立即指示中央红军保存下来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马上分配到工厂中去，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令彭德怀派人到白区设法购买在苏区买不到的兵工原料硫黄，并着手自己设计生产枪支，为打击国民党进犯和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革命队伍迅速扩大，由于战斗频繁，急需补充武器弹药，而国民政府答应提供的军火补给，却经常扣发乃至断绝供应。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决定自力更生，大力发展兵器工业。经过艰辛努力，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数量多达130个，职工近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部门共生产子弹约800万发，手榴弹近450万枚，地雷约20万个，枪支1.1万余支，迫击炮近千门，有力地支援了持久抗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工业城市相继解放、兵工生产逐渐扩大、战场缴获迅速增加，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得到提升，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军事工业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周恩来开始担任政府总理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尽管党的八大后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但依然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参与制定建设国防工业、发展国防科技、提升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所有战略决策，并大力组织协调国防科技、国防工业部门和全国、全军各方面的力量，确保了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我军武器装备从购买、仿制向自主化生产发展
敏锐抓住有利时机，周恩来考虑通过购买直接快速提升解放军装备水平。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明确提出了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而制约我军发展的最棘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武器裝备水平低下。当时，我军的武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共有枪支200多万支（挺）、火炮2.9万门，分110种类型，82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只有410辆坦克、367辆装甲车、159架飞机、127艘中小型舰艇（主要是快艇和炮艇），而且多数是美、日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期间生产的，性能较差、品种繁杂。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在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的态势下，应该能够争取苏联将二战结束后剩余的军火装备移交给我军，而这是短期内提升我军装备水平的最佳捷径。
1950年，周恩来两次同斯大林商谈接收和购买武器装备事宜，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军队、外交、商贸战线的同志加快进口苏联武器装备的进度，增加接收和购买武器装备的合同和订单。从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也能感到他对把握时机提升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紧迫感：“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这次我们去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订货单不够，再增加一个，回来后感到仍不够，又再增加一个；我们的财政预算也就增加了一批后，又再增加一批。”1952年10月，他又当面向斯大林说明苏联武器对我军陆军武器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斯大林认为用“新式武器改装自己”“很明智、很有远见”。事实证明，正是采用这个办法，使我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到1955年底，我军共换装和新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射炮兵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全军武器装备建设基本完成了标准化、系列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