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从容 大贤若水
时间：2021-05-06 12: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生于乱世心向光明
曹子丹，原名曹崇禧，192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家教甚严。曹子丹不满4岁便开始读书识字，刚及6岁就上小学，并直接跳到二年级。曹子丹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大部分是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度过的。永兴县城沦陷后，日本鬼子抓了200多人去修碉堡。修完后，残暴的日寇将他们全部射杀。当时，虽然曹子丹一家躲到10公里以外的山沟里得以幸免，但这大大激发了少年曹子丹的爱国思想。自此，他对日寇的仇恨更深了。
在父亲和老师的引导下，曹子丹的爱国志向转向“读书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强盛，科技发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欺辱。于是，他发愤读书。高二时的数学功课中有一门是《三S平面几何》（三个美国作者的名字均为“S”打头，故名），喜爱数学的曹子丹心有所动，将自己的名字曹崇禧改为曹子丹（“曹子丹”三个字在韦氏拼音码中均以“T”打头），自命“三T”先生，想在将来以“三T”命名建立一套数学理论。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人们满心期盼的和平和安定并未如期而至。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平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时局的变化、现实的严酷，使酷爱理科的曹子丹对文科特别是政治渐生好感，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
其时，他就读的湖南省立三中（现为永兴一中）出现号召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传单。曹子丹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思想上开始觉醒，很快加入了当时永兴的进步组织“沙原文艺研究社”，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宣扬民主和进步，追求真理和自由。由于意志坚定，工作突出，曹子丹很快被吸收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义无反顾地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
师从名师终身受益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考大学时，曹子丹同时报考了湖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政治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曹子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并于1950年作为当年唯一一名永兴籍学生进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校园，曹子丹抓紧课内外一切时间，贪婪地汲取知识营养。他不仅认真聆听法学名家钱端升、龚祥瑞、芮木、王铁崖、史学名家郑天梃的课程，旁听美学、文学名家朱光潜、季羡林的课程，还经常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郭沫若、何长工的讲座，并受法学院委托，亲自邀请了《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北大举办了一场最令他难忘的精彩讲座。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的黄金时期。中国高校建制仿照苏联模式，大搞院系调整。1952年9月，曹子丹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54年，经过选拔考试，曹子丹得到赴苏联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专科班学习了1年俄文并考试合格后，于1955年9月踏上国际列车，奔赴列宁格勒大学（即圣彼得堡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刑法。
在列宁格勒大学，对曹子丹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列宁格勒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苏联知名法学家米·德·沙尔戈罗茨基教授。他是苏联刑法学权威之一，时为苏联《法学》杂志主编。他在学术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为人正直，不畏邪恶，敢于坚持真理，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非常排斥，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宁可自己的《法学》杂志主编职务被撤，也要公开抵制苏共纲领中脱离实际、不正确的犯罪原因分析。
沙尔戈罗茨基对曹子丹的要求非常严格。第一次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曹子丹说：“作为我的研究生，我要求你有渊博的知识，懂得世界各国很多东西;其次要勤动脑筋，善于思考问题，要把理论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在刑法专业课上，沙尔戈罗茨基首先给曹子丹开列了十几个专题的教学计划，主要涉及刑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沙尔戈罗茨基开列的专题即一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都开列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曹子丹将这些书目阅读完毕后，再与沙尔戈罗茨基联系、商谈，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由沙尔戈罗茨基给予耐心解答。沙尔戈罗茨基还会询问曹子丹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开始讨论。在见面与交谈以后，当沙尔戈罗茨基认为曹子丹一个单元的知识掌握好了，然后才让曹子丹开始下一个单元的学习。正是导师的严格要求、自己的扎实学习以及博览群书，使曹子丹打下了系统而坚实的刑法专业功底。
在沙尔戈罗茨基家，曹子丹印象最深刻的是宽敞明亮的书房和摆满书籍的排排书架。导师的书别人都不许动，但唯有曹子丹例外，导师允许他随便翻阅任何书籍。于是曹子丹便经常到导师的书房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著作，浏览苏联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给导师寄来的公报和卷宗，有机会接触现实的法律问题。导师教导曹子丹说:法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学习法律，就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能囫囵吞枣、从书本到书本。导师还教导他，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是一个好的图书管理员，要懂得积累资料，勤做卡片，勤做笔记，将零星的思考串结成珠。正是在导师的严格教导之下，曹子丹不仅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法学杂志《法学》上用俄文发表了《中国法学关于两类矛盾学说讨论综述》，而且在阅读导师的卷宗时敏锐地发现了未成年人犯罪在苏联十分严重的问题，加上深入调查和研究，最后以《论苏联在刑事法律方面同未成年人犯罪的斗争》为题，顺利通过了程序严格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成功获得了不少苏联学生都无法得到的法学副博士学位。
曹子丹回国前夕，导师曾一再叮嘱以后多联系，曹子丹欣然应允。但随着中苏交恶，他和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以后，曹子丹才从俄文报刊上得知导师已于1973年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完成的科研项目多达230项、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名师对刑法学的杰出贡献，1996年，身为主编之一的曹子丹亲自为《中华法学大辞典》撰写了“沙尔戈罗茨基”词条。
颠沛流离不忘法律
1959年，曹子丹从苏联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时，“反右”斗争刚过，其他运动接踵而至，法律虚无主义之风正盛。他满腹法律知识，竟无用武之地。
回国后不到1年，曹子丹被下放到四川温江县农村一人民公社。翌年，曹子丹回到北京，但仍在北京西城区的城市人民公社锻炼。1962年，曹子丹总算可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搞点法律教学了，但那时名义上是讲法律，实际上没有法律，学校所谓的刑法课其实讲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肃反方针政策、公检法如何互相配合等，压根就不让提公检法应当如何互相制约。即使如此，曹子丹的教学仍被“文化大革命”中断。“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北京政法学院也被撤销，曹子丹被划为“小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安徽接受斗批改。当时有的人将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结果，曹子丹从省城合肥被辗转弄到地处偏僻山沟的安徽劳动大学教党史，在那里一呆就是3年多。粉碎“四人帮”后，曹子丹经老同学推荐，他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改教哲学。
回首十年浩劫，曹子丹诙谐地称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富农”和“逍遥派”。所谓“富农”，便是既非依靠对象（即贫农），也非团结对象（即中农），而是比打倒对象（即地主）略好些的中立者。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他大部分时间仍在大学。
当然，“文革”中也有让他不“逍遥”乃至痛心的，那就是他在苏联省吃俭用、用有限的留学补助金购买的珍贵的法学典籍，大部分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他在为之心碎之余，冒着风险将张友渔编写的《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几部苏联法典偷偷藏起来，并一直带在身边。因为他深信，混乱的年代不会久长，法律的春天终会到来。因此，曹子丹始终没有放弃对法学的挚爱和研究，在别人大搞串连、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利用自己“逍遥派”的身份，悄悄查阅了唐律、宋律、明律、清律和一些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积累了很多珍贵的法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