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中的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时间：2021-05-05 00:02:3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我国于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121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希望以此制度能够更加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和维护司法公正。但总体看来，我国立法对于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还是过于抽象、笼统，在实践中还存在比如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不明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中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录音录像监管完善
　　一、引言
　　侦查讯问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更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了数起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这些案件中反映出了案件在侦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等问题，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国于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121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新《刑事诉讼法》希望以此制度能够更加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和维护司法公正。但总体看来，我国立法对于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还是过于抽象、笼统，在实践中还存在比如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不明确问题，录音录像活动缺乏监管等问题需要在立法上继续完善。
　　二、我国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的现状
　　检察方面机关，我国的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最早是应用于侦破职务犯罪，我国在职务犯罪领域对录音录像制度的探索始于1999年的浙江省检察院，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此项制度的省份，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经验。2005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目前，大多数检察机关己经实施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一些检察院己经做到了审录分离。
　　在学术界，2005年4月至2005年12月，在美国福特基金的帮助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开展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一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试验项目选择了北京市海淀分局、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分局和甘肃省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作为代表对其中的三十八名犯罪嫌疑人开展了“侦查讯问全过程的律师在场、录音录像试验”。试验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律师、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侦查讯问改革的态度：犯罪嫌疑人对于三种讯问方式改革的选择比例等，是非常真实可靠的。试验中，犯罪嫌疑人消除了顾虑，以正常的心态面对侦查人员，从客观上保证了口供的质量，侦查人员开始认真做好讯问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注重询问中的技巧和策略，进行文明讯问。这些对于促进和推动在讯问时录音录像有重要的意义。
　　全国越来越多的公安机关对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时实施了录音录像制度，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各省份做得很到位。例如根据正义网的报道说山东省荣成市检察院自2006年11月与该市公安局签署《关于实施刑事案件录音录像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来，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时向检察机关移送录音录像光盘30多张，批准逮捕的办案时间也比原来缩短了一大半，办案质量也得到了有效提高。然而鉴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警力资源不是非常充足的情况，公安等其他具有侦查职能的部门对在讯问时进行录音录像还是比较消极和滞后的，偶尔有实施的也有不规范不完整的瑕疵。在公安系统，录音录像制度实施的阻力和困难还是不容忽视的。
　　（二）我国侦查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侦查讯问中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实施范围很窄。如果说录音录像制度的首要价值是遏制与消除刑讯逼供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现有的关于录音录像制度的司法文件确定的其适用范围远遠不能达到和实现此目的。现阶段，关于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仅仅限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和读职犯罪。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讯问行为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而事实上大部分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无论是前凡年发生的杜培武案件、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还是新近暴露的赵作海、李化伟案件，可见大量的刑讯逼供案件也多产生于公安机关的侦查讯问中，发生在检察机关读职犯罪嫌疑人身上的屈指可数。
　　第二，录音录像的全程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破不立”的观念，侦查人员往往在立案之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的初查，而刑讯逼供行为很有可能就发生在立案之前。从理论上讲，刑讯逼供行为可能发生在检察机关讯问室以外的其他场所。实践中还存在由于检察机关在审讯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也存在先审后录的情况，或者只录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导致刑讯逼供行为不可能被录制下来。不录制关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的辩解，形成了选择性录音录像。这样形成的录音录像资料只能证明在录音录像上不存在违法讯问行为，但对录音录像之外的时间段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行为却无法证明，这种情况下录音录像制度不但不能杜绝刑讯逼供，反而导致此项制度陷入困境。因为全程录音录像本来是一项要证明侦查人员取证合法，防范刑讯逼供的重要监督措施，而按照这种选择性录音录像形成的录音录像资料仅仅成了有效固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遏制犯罪嫌疑人随意翻供的手段，这使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价值大打折扣，无法成为犯罪嫌疑人免受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
　　第三，录音录像资料的出示问题。在庭审中，控方有单独提请播放录音录像资料的权利，而辩方则没有。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第19条规定：案件审查过程中，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或者被告人翻供的，或者被告人辩解因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而供述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这条规定赋予了公诉人提请播放录音录像资料的权利，而是否需要播放的决定权在于审判长，这完全忽视了辩方的利益与权利。第四，犯罪嫌疑人的对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机关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掌握着录音录像的主动权，以至于侦查讯问录音录像过程中选择性录制现象屡见不鲜。在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设立之初，侦查人员只是象征性的录音录像，甚至存在通过刑讯逼供获得有罪证据确保万无一失时才开始录音录像，这种情况下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不仅没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反而异化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侦查机关在进行询问中进行了录音录像，但是犯罪嫌疑人对于录音录像资料的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始终是处于一个不知情的状态，也无法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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