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人间的“天堂”
时间：2021-04-29 00:02: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市大兴县南面的天宫院村附近，有一个由北京市公安局十六处（治安处）办的“天堂河”农场。这个农场共有十个分场，其中的二分场，集中了五百多名叛逆的女性。她们的身份，属于“社会闲散人员”，同时也被认为是“不安定因素”，所以由公安局出面组织起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以求自食其力。
这些“不甘寂寞”的女魔头，每天都要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精彩节目。她们是劳改释放人员搞对象的最佳“猎取”目标。因为只有“肩膀头一般高的人”，才有谈婚论嫁的基础。
自打我从劳改警察的手中得到“解教摘帽留场就业”的通知书以后，关于劳改农场的就业职工和天堂河农场女职工搞对象的故事，就已经听得很多也很熟了。至于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能够和我相濡以沫、一起过日子的老婆，我还在犹豫，还在观望，还在权衡利弊，难下决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闯进了这个人间的“天堂”，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邂逅并观察了诸多“神女”们的风采及其内心世界。
“天堂”里的神女，体态婀娜，步履轻盈，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笑声不断，妙趣横生，天真烂漫，似乎不知道人间有“苦恼”二字。但是孔雀开屏，难掩后面的那个漏洞；梨花带雨，原是斑斑血泪凝成。她们个个都有一肚子无法诉说的委屈，人人手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欢声笑语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无法消除的苦恼与难以抚慰的伤心。
在这个“天堂”中，我邂逅一个外号人称“李全憎”而我却认为并不可憎的姑娘，美丽而深沉，卓尔不群。她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却不自量力地以为能够拯人于水火之中，贸然向她伸出了救援的手。
但是“流水有意而落花无情”。自作多情的结果，是我的一片好心，换来了一场难堪的嘲笑与奚落。
一、解教摘帽，获得“自由”
我在劳改农场经过多年的劳动，其中经过饥饿的1960年，许多难友支撑不住，纷纷倒下了。我虽然全身浮肿，却用“静卧读书分散注意力”的方法，尽量减少活动，居然勉强挣扎了过来，没有死去。到了1962年10月，我从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转场”（指劳改单位的劳改犯改变拘禁地，不能叫“调动”）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团河农场。
团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工作处）在1958年办的，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劳改队，关的是犯人；二大队是“就业队”，是劳改释放后继续改造的“就业人员”；三大队是从少年犯管教所里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岁的少年，称为“少年职工”；独独没有劳动教养队。为了安置我们这些劳教右派，在农场最最北边一个叫“三余庄”的地方，新设一个劳教中队，附属于二大队，排序为“七中队”。
这个右派教养中队，集中了北京市各劳改单位没有摘帽的各类右派分子四百多名。传说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有了新精神，要起用这些右派分子。因为团河农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粮食定量比较高，每月能吃到四十斤上下“真正的”粮食，而不是“瓜菜代”。公安局分明是打算把这些已经消瘦得脱了人形、大多数人连路都走不动的一群骷髅们，通过休养调理，好把他们“像一个人”地送出公安局的大门。
“起用”的迹象，似乎也有一些，例如几次填表，登记所长，还登记有没有衣服被子之类。但是传说归传说，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又一个小道儿消息传来：“起用”的建议，据说是陈毅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否定。我们这些被党遗弃的右派分子们，“解放”的希望从此没有了。与此相应的政策是：永远留在劳改农场，终生继续改造，政府的号召是：“以场为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我虽然没有脱胎换骨，身体却明显地强壮起来。到了1963年仲秋，我终于从“代表政府”的狱警手中得到了一纸“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而且同时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根据公安局的政策，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叫作“摘帽右派”，依旧是右派的身份，接着就是“强制就业，继续改造”，只不过把铺盖卷儿从七中队搬到了二中队，也就是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做一个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有通信自由但是信件还要经过检查、连星期假日外出也要请假的“三等公民”（当时一般认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二等公民”），除了一年有一次十四天的探亲假，其余一切待遇，包括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伙食标准、劳动强度等等，都和判刑劳改、劳动教养的人没有多少差别。从此开始那更加漫长、没有尽头的“继续改造”生活。
这时候，我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早先的朋友嘛，也怕沾上我这个“摘帽右派”受到牵连，大都和我划清了政治界线，不敢来往了。
我在劳动教养期间，前几年不但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连肚子都填不饱，后两年开始有了工资，还从每月27元涨到32元，除去伙食费，再买点儿日用品，也攒不下几个钱。解除教养的那一天，从中队统计员那里领回来的存折，居然还有86块钱的余额，简直是奇迹！
说起领这个存折，还有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事。
我的工资每月32元，到月底并不是直接发给我，而是由中队统计员做账，存进银行里，存折则由中队统计员集中保管。每月吃多少伙食费、买多少日用品，都由统计员做账，从银行里取出。解除教养的那一天，我在“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字以后，就从统计员那里领回属于我的这个存折。这个存折的封面上虽然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但是到任何一个银行去取，都取不出钱来，而只能到场部的管教股去取。——这是为了避免教养分子盗取存折逃跑而专门设计的对应办法。
我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我好几年没上街、没摸过人民币了，急于要取钱去买东西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我急匆匆地到管教股去领钱。都下午三点了，管钱的干事还没来上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才扭搭扭搭地扭了进来。我递上存折去，声明全部取出——即便我要存钱，也要找个“真正的”银行，绝不存在劳改农场的管教股！——那姑娘拿起算盘来，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通，然后绷着脸告诉我说：“本金86元，五分钱利息，一共是86元零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