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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看镜子里的命运

    时间:2021-04-28 08:03: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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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乐山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刘迺元先生。认识他,才知道“迺”是“乃”的异体字。
      大约在一九九○年秋天,董乐山打来电话:“我这里来了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你现在有空来一下吗?”我说,好的。我们相距很近,从金台西路报社到团结湖公园,不到两公里,骑上车,直奔他家。
      走进董家,一位个子高大的先生站起来迎接我。说“站起来”其实不准确,他艰难地支撑着站起来,我伸出手去握,握住的却是指头弯曲、手掌变形的手。两手相握,我颇有些不知所措。
      董乐山介绍说:“这是刘迺元,我们新华社的同事。他看了你写的胡风集团的书,说很想认识你。”与董乐山一样,刘迺元当年在新华社负责外文翻译,一九五七年,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想,这是他读胡风一书感触良多并想见见我的一个原因。
      “你这么年轻呀!”这是刘迺元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年,我刚刚三十二岁,站在两位长者面前,的确显得年轻。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董乐山告诉我,刘迺元是新华社的右派里最悲惨的人,九死一生。他先后到过半步桥监狱、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北京南郊团河劳改农场、天津清河农场,年富力强之际的二十一年光阴,消磨殆尽,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到新华社。
      之后,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说来我也是与刘迺元一家有缘。刘迺元一九五○年离婚,三十九年过去,他才在一九八九年与虞琴老师结婚。虞琴是著名哲学家、书法家虞愚先生的女儿,巧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曾与虞愚先生有过交往,发表过他的诗,记得他还送过我一幅书法。见到虞琴,谈到这一往事,她也为之感叹:世界真小!虞老师任教八中英语老师三十四年,他们相互恩爱体贴,受尽磨难的刘迺元,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宣武门新华社宿舍去看他,与他聊天。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英语。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刘迺元,英文讲得好听极了,他也一直为此而自负。我口语几乎不大会,于是,每次去他会把录好的BBC慢速英语新闻录音带交我带回,那些日子里,每天中午我都会听上一个小时,一边听,一边按照他的方法,将之写在本子上,以此加强听力,增加词汇量。下次去,便念上几句请他指导。无奈年纪太大,南方口音L、N永远分不清,反复纠正也无济于事。刘迺元都是无奈地摇摇头。他表扬我的听力比说好得多,我当然把这作为一种安慰。不过,每天的练习还是有所长进,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到瑞典访问,一个半月的时间,磕磕绊绊的口语多少帮了一些忙,这要算我认识刘迺元之后的第一个收获。
      见面多了,总是要听刘迺元讲他的经历:一九二四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五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国共谈判期间在马歇尔军调处任美方翻译,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担任美国国际新闻社(合众社前身)南京分社记者……正是这些经历,导致刘迺元无法摆脱坎坷命运。
      一次偶然机会,听他说接受一位美国朋友建议,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此时我正在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策划“沧桑文丛”,便鼓动他不妨改写成为中文出版。他被我说动了。大约用两三年时间,刘迺元口述,夫人记录,中文回忆录终于完成。
      拿到回忆录,一页页翻过,我不大爱落泪,有时竟然也难以控制情绪。
      平反之后,刘迺元才得知自己为何空有一身好英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多次不被录用,不断被宣布为“美国武装特务”。原来,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他所在地方当局的最初档案里,留下一句要命的话:“为美国通讯社服务期间拥有非法武器。”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在外国人纷纷逃离大陆后,刘迺元租住了一个美国人的房子,里面碰巧有一支没有撞针的废旧三八大盖枪,被司机发现后放在杂物亭子间。就是这把废弃的枪,成为刘迺元非法拥有武器的罪名,尽管当时已被搜走上交,刘迺元哪里想到,它竟然会殃及自己后半生。历史的黑色幽默与荒唐性,就在于此。
      这种档案与命运的关联,并非刘迺元独自一人的亲历。君知否,曾有多少人因为档案里的某句不合适的话,厄运从此降临。
      被打成右派之后,未曾低头的刘迺元罪加一等,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三十三岁的刘迺元被关进位于北京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
      半步桥监狱我不陌生,我熟悉的好几位前辈,“文革”期间都被关押在这里。我写过新闻界前辈刘尊棋的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与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一起被关在草岚子监狱,“文革”期间又被关进半步桥。我写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传记《人在漩涡》,“文革”期间他们先关押在此,然后关进秦城监狱。我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画传《一同走过》,“文革”五年时间,他们都被关进半步桥,虽同在一处,却彼此不知道。故而读刘迺元叙述半步桥狱中生活,有了更多感慨。
      意外地读到音乐家莫桂新的叙述。莫桂新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萧乾介绍后,我曾多次去看望张权,曾一度想为她写传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夫妇从美国归来,曾是歌剧舞台上的明星。一九五七年,夫妇都被打成右派,莫桂新关进半步桥监狱,后来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一九八八年,我曾去过兴凯湖农场,在那里听说过农场发生的惨剧,回来后,与张权谈及。张权去世后,我写过《静听教堂回声》一文,写到他们夫妇的故事。我没想到,刘迺元居然与莫桂新一起关在半步桥,之后,两人又一同发配兴凯湖农场。
      在刘迺元的回忆录里,我读到迄今为止关于莫桂新最详尽、最令人心痛的叙述。一九五八年五一节来临,半步桥举办联欢会,一百多位被关押者,第一次集体带着马扎,在院子里坐下,围成一个圈。队长说:“你们知识分子很多是能歌善舞的。谁会,可以主动出个节目,也可以举荐别人。”听到有人说:“莫桂新在这里!”刘迺元望去,看到坐在尽头的一位中年人,他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刘迺元写道:
      莫桂新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剧演员张权,享有比丈夫还高的声誉。反右中夫妻双双被划为右派,现在莫桂新在劳动教养收容所,而张权没有被拘禁,大概是因为对女性宽大些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听过张权演的《茶花女》,水平很高。莫桂新的歌声也是大家所熟悉的。遇到他我感到高兴,要不是大家都同样地倒霉,怕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呢。他年纪刚过四十,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头戴一顶蓝布帽子。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在这种环境中被人认出来是有些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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