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前程序分流机制
时间：2021-04-26 12:02: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指出，青少年处于身心剧烈变化阶段，易误入歧途，也易重返正途。“大海，从不拒绝走过弯路的小溪。”我国多年来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于涉案未成年人进行特殊立法保护。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增设了多种分流方式，使诉前程序分流有了更有力的法律依据。但传统追诉模式呈现“流水线”异化趋势，分流机制如何付诸实行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程序分流 社区矫正
作者简介：曾庆敏，深圳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131-02
一、概念范围
我国刑法中虽设立了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等多项保护儿童利益的罪名，但并未对儿童的年龄作出界定，实务中多认为6周岁以上不满14周岁的为儿童。而在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中，则认定未满16周岁为童工年龄，刑法在儿童概念上显现出双重标准。而青少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其适应语境较为社会化、通俗化。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之人。此概念与《刑法》第17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相一致，富有专业性、法定性。
程序分流，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官方文件中，目的是在正式审判程序之前使被追诉人从繁冗的程序中解脱出来，以避免不必要的折磨与痛苦。 我国有学者认为程序分流是指对特定构成犯罪的案件，在侦查或起诉环节中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 笔者认为，我国资源配置不均，诉讼压力大，帮教制度未完善，程序分流概念宜扩大到中止诉讼的作用，与新《刑事诉讼法》相切合：对特定的构成犯罪的案件，在侦查或起诉环节中，作出中止追诉经受考察或者终止追诉处以非刑罚性处罚的决定，不再提交法庭审判的制度。
二、实践现状
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社会调查制度、心理疏导测评机制，拓宽了合适在场成年人的范围、创设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分流制度仍然面临着司法实践的拷问，面临如下困境：
（一）审前羁押率居高难下
2011年刑八修正案明确了“符合缓刑条件的未成年犯应当适用缓刑”标准，随后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再次强制措施的适用需要满足证据、刑罚、社会危险性等要件，严格限制其对未成年人的适用。新法实施后，虽然2013年我国涉罪未成年人批捕率、起诉率都有明显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摆脱构罪即捕、一捕超期、期长即诉的“潜规则”。其他强制措施适用率极低，羁押过程中变更可能性较低，捕后轻刑化现象明显，有地区捕后轻刑率甚至高达59.76%。检察院、法院关于未成年人案件轻型化处理原则虽早已达成共识，捕后轻刑率也不必然是适用逮捕措施失当，但其所占比例过高，说明走在前沿的司法改革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规制，两家在逮捕标准的把握上仍有分歧。当然，我们并非提倡对犯罪严重、人身危险性大、矫正难度大的未成年人也要纵容姑息，而是能教慎罚、能教而宽。
（二）程序启动缺乏原动力
程序分流启动的决定权掌握在追诉机关手中，其初衷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减少司法机关追诉压力而生的。但基于对证据灭失、逃跑、串供等诉讼风险顾虑，公诉机关启动分流机制缺乏内在原动力。
为防止讯问时恐吓、威胁、诱导等不利因素影响，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在场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将“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改为“应当”通知、赋予其监督权。但实践中该制度仍存以下缺陷：1.选任标准不明确。立法仅规定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可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至于其选任条件、权利义务、以及救济措施均无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2.制度“不接地气”，易流于形式。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人口流动大省，外地籍涉案未成年人是主要群体，他们一般脱离家庭、学校教育，在犯罪行为地并无住处，法定代理人到场率极低，难获学校、基层组织的庇荫，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也无强制性到场义务。
此外，有学者曾设想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进行弥补，但立法保障可见，实践艰难依旧。调研发现，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大多觉得“会见依旧难”。对于第一次讯问时、以后每次讯问时律师是否必须在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的抗衡能力亦不足，想案件充分知悉绝非易事，何谈对程序分流启动决定权制衡呢？
（三）分流制度存在缺陷
2012年以前，我国刑事分流渠道极少，针对业已构成犯罪的案件分流，一般只有相对不起诉和撤销案件两种。新刑诉法增设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创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等程序，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诉前分流制度。但施行以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以下问题：1.适用条件苛刻。涉罪范围限于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有悔罪表现。即便完全符合以上实体要件，检察院也仅“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2.结果的不确定性。虽然2014年《关于〈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2款解释》否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与“被害人公诉转自诉”并存的可能性。但在考验期间内公诉权并未处于事实舍弃状态，具有暂时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存在直接冲突，被害人往往不论罪错少年的帮教效果，以各种上访、围堵方式偏执地追求其受追诉惩罚的结果，以舆论左右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作出。
其次，当前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通过一次性给予经济赔偿以求被害人谅解，请求得到从宽处理。但实务中往往面临“瓶颈”：1.绝大部分的罪错少年都没有可担责的个人财产，“家属给钱、孩子从轻”的方式是否违背刑法罪责自负原则仍有待商榷，难免给公众带来“花钱赎刑”之感，加剧被害人家属的不满与愤恨情绪，恶化公众仇富心理。2.过分强调一次性经济赔偿使贫穷的犯罪嫌疑人无所适从，难以达成和解协议适用“从宽处理”，在量刑适用上形成区别，顿生法律“实质不平等”之感。3.过于关注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往往忽视了特殊预防、以及社会关系修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