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成立暨经济学科的“中国化”
时间：2021-03-24 16:0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开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之先河，他们改革教学体系，开展实地调查。加强理论研究，培养经济学人才。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为推动经济学科的“中国化”进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科；“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0)11-0001-03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经济学科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许多大学都设有经济系和商学院”。经济学科的重要意义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其地位也渐为社会所肯定。期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为我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工作开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之先河，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中国化”之肇端——南开大学的改革与经济研究所创立
(一)创立背景
1919年创立的南开大学，在教育模式上主要仿照美国模式，“并不能与中国丰富生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24年底至1925年初，轰动一时的南开“轮回教育”风波，使校长张伯苓认识到照搬照抄的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拾人余唾矣”，于是1926年他决定，“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两系，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并聘请留美归国的何廉博士“任商学院教授，担任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二)创立经过
1927年10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针对南开所处的天津具有“西控兰晋，北扼冀幽，东系辽东，南引鲁济，棉花羊毛，皆集此而出口，为北方巨埠”的政治、经济优势，南开大学决定将办学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并提出将“土货化”作为今后发展的根本方针，改变以往“无一而非‘洋货”’的现象，“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以此为标志，南开的教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0年春，南开大学设立学院制度。其时，商学院设普通商业系、银行系、会计系以及商业统计系，而经济学系、财政学系等则隶属于文学院。同年张伯苓“商请何廉于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以外，兼任商学院院长和文学院的经济系主任”，何廉接受了聘请，并提出建议：“(1)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2)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3)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对此，张伯苓完全接受。1931年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作为负责人的何廉倍感兴奋，因为这不仅使他力促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也为实现经济学科“中国化”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1934年春，经济学院改组为经济研究所，“名称虽易，工作不变”，由何廉任所长。方显廷任研究主任。
二、“中国化”之起步一教学“合理化”的实现
(一)课程调整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初期，课程体系存在很大弊端。课程设置既繁且专，不仅使学生疲于应付，而且“对于他所选定范围内的职业是不能胜任的”，很多毕业生对于“商业社会的专门术语不熟悉”，甚至“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对此，经研所认为，在经济学教学中“有必要使每门课程都‘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改革课程体系，“大学第一年以一般基础课程为主，第二年以基本经济学课程为主，三、四两年各有专业课，重点在经济应用学科方面，使学生毕业后就业时，能学以致用。”在学分上也放松要求，按照学则规定，每个学生需习满132学分，即一个学期只需习4－5门课，相较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需习满152学分才能毕业的规定，少了20学分。
(二)教材编写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经济学科的教材多为外国原版的课本，内容缺乏更新，脱离中国实际。因此，何廉提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主张，即“向中国有关农、工、商、金融等企业及政府机构大量搜集经济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对城乡经济情况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用中国的实际资料说明原理和问题。教科书的编纂正是“利用全院教师们在理论联系实践，在揭示中国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在教学中的经验，来使学院教学得到更实际、更合适、更有用的教材”。他们编著的教材如《财政学》(何廉、李锐)、《经济学原理》(何廉、巫宝三、杜俊东)、《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何廉、吴大业)，《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方显廷、谷源田)、《中国商法》(刘郎泉)等不仅帮助本校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同时也为国内有志于研究经济者提供了高质量的读本，对于我国学术的进步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学制度
经研所成立后，“力图彻底改变当时流行的教学惯例”，反对“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成不变地向中国学生灌输”。他们认为，实现合理化的关键在于教师必须参与研究，“教师若不参加研究，教学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研究有机会持续不断地发展”，因此，“学院分配给每一位教员的工作为教学和从事研究相等的两个部分，这个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各大学中是个创举”。正如方显廷所言，“如果可以将‘口号’这个词使用到学术问题上的话”，“那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在这种教学科研一体化模式的倡导下，经研所积极开展以实现经济学科中国化为目标的改革，力求改变南开死气沉沉的教学氛围。此外，他们还与校外的各种实业集团、社会团体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帮助他们“作专题研究，写论文，出专刊”，还负责“培训高级管理人员”，如代为培训金城银行的职员等。
1935年，经研所开始招收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有土地问题、合作经济、地方行政及财政等，“除何廉总其事外，分别负责的导师有方显廷，指导土地问题与合作经济，张纯明(当时为文学院长)指导地方行政，李锐指导地方财政”。学制两年，第一年是理论学习，第二年参加实地考察，撰写论文。学习期满经笔试、口试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得硕士学位。
在这种模式下，南开经研所的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学生，如李惠灵、李锐、吴大业、谷源田、冯华年等，这些人不仅对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界，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如胡元璋、吴大业、李惠灵等，还走出国门，在联合国重要部门任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校园范围内，实现教学领域的“合理化”改革是经研所在经济学科“中国化”探索中的重要一步。通过对课程体制的调整，对授课教材的编纂以及对教学研究一体化模式的倡导与应用，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把教学“从‘空’中带回到地面”。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满足了教师们对研究事业的渴望，解决了大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