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
时间：2021-03-03 12: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是非常丰富的，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并不完善。上诉权应当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而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而且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作者认为，要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和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关键词： 刑事公诉案件 被害人 诉讼权利 上诉权 保护
一、引言
保护人权是当代民主国家在法律和政治等方面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促进和实现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刑事诉讼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有刑事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平等地保护对立双方，即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对任何一方权利的忽视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经历了一个“权利漠视”、“诉讼地位确立”、“被害补偿”、“刑事和解”等不同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开展，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逐渐得到加强。1985年被害人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文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及《世界人权宣言》等，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更加人性化、全面化、理性化。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我国的宪法中。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仍受限于司法理念和实践中的许多误区，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与现实迫切需要之间还存在很大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保护、完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和保障机制方面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诸如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享有控告权、举报权、申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申请再审权，等等，但是如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在现行法律中没有做任何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时，只能通过提请公诉机关行使上诉权，但是是否上诉则由公诉机关决定；而公诉机关在行使上诉权时，能否体现被害人的意愿，则无从保障。可以说上诉权不仅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且是我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否则，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还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反而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不利于民主化、法制化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们认为，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反而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于司法公平、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利，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我从刑法学、社会学、法理学等多个角度入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分析、个案研究、系统科学、经验总结等多种方法，对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但愿能为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提供些许有益的帮助。
二、刑事被害人上诉权概述
案例：轰动全国孙伟铭醉酒驾车一案，其行为构成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案一审判决其死刑，被告人孙伟铭提起上诉，经过二审审理（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做出了解释，认为其犯罪行为还不是那种非杀不可的案件；被告人孙伟铭及其家庭积极赔偿，亦有悔罪表现，亦取得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等）改判无期徒刑，即便如此，也仍有很多老百姓认为孙伟铭罪该当死。如果判决结果恰恰相反，一审判决孙伟铭无期徒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该案中的被害人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就依据现在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提请检察机关抗诉；是否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那么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能否绕过检察机关这一环节，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做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是没有上诉权的。如果刑事被害人对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不服，仅仅有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权利，却不享有直接提起上诉的权利。如果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抗诉，被害人即使认为法院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方面存在错误，也不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害人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等待一生判决生效之后，踏上漫漫申诉之路。①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备受法学理论界争议的热点焦点问题。否定者认为，在一般情形下，因为被害人凭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受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认为法院对被告人的判决结果，往往不能满足被害人的心理预期。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在通常情形下，会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上和直接的现实结果上理解法律，所以被害人一般从心理上来讲，常常对一审判决是不服的。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就必然会造成上诉案件数量增加，必将对“上诉不加刑”的刑法基本原则形成直接的冲击，甚至名存实亡。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和认识未免有些危人耸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体现了法律对被害人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贯穿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应当是全面的，并且应当与被告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对应，方能在刑事诉讼权利方面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在法律适用上的平衡性，否则将会造成当事人各方诉讼权利的失衡。因此与被告人依法享有上诉权相一致，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这样才能使得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处于对等的地位。当然，现行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可以通过提请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但是由于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国家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在性质、程度等方面存在不一致，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同被害人相比较而言，检察机关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结果的具体感受肯定不同；被害人虽然有权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但是检察机关是否抗诉并不取决于被害人，检察机关一旦决定不抗诉，被害人的请求就肯定不能通过抗诉的程序实现。否定者认为的另一个理由是：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我们认为该理由是没有依据的，否定者的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于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的案件。即使依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或者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提出上诉，就必然不会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刑事法律民主性与公正、正义、公平性的实现，应当平等地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应当平等地保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因此不能因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仅仅是可能）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而对被害人应该享有的刑事上诉权弃之不顾；更何况现在的司法实践中本身已经存在自诉人提起上诉、检察院提起抗诉会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