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新能源开发
时间：2021-02-09 12:0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全球变暖与国际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研究能源束缚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大课题。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面临着本国能源枯竭、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传统能源消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三重掣肘。2015年6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报告（2014）》表明：2014年国家累计投资230亿元，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当年产气13亿立方米，争取到2020年，中国页岩气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中国跻身于以替代能源开发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
全球变暖与世界能源秩序的重构
为什么说开发替代能源是一场“革命”，且具有长期重大战略意义呢？这是因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是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科技创新，其实质是能源与环保并重的绿色科技，并推动了世界能源供需格局的重构。全球原油总产量一直在40亿吨左右徘徊，“产量峰值”已经提前到来，难以满足全球能源消费需求。尽管核电仍是各国发展替代能源倚重对象，但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日德法等国纷纷调低了核电在本国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核电已难以承担替代能源领头羊的重任。而煤炭工业也面临环保压力与储量减少的双重困境，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因此，各国纷纷将天然气、太阳能等作为确保能源安全的生力军，大力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其中，页岩气作为最具开发价值的替代能源，其大规模开采不但能变革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世界工业版图，还可能推动全球经济主导权的转移。
全球能源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仍作为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二是国际能源交易仍以美元结算。当1974年美国与沙特等“海合会”组织成员国达成“石油单一使用美元结算”协议后，全球石油贸易就与美元结成“绑定”关系，而“海合会”组织产油国则把数额庞大的石油美元转入欧洲的金融机构，欧洲的金融机构再以多元投资等方式使美元流回世界各地，从而推动美元借助全球石油贸易逐渐控制了全球经济体系各层级的规制设置。例如全球核心海运物流网络就与国际石油海运通道高度重合，原油运输的终到港往往是所在国的能源储备与炼化中心，同时由于能源贸易带来的“溢出效应”，逐渐催生了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化大都市。随着油轮而运行的国际贸易合约，也多以美元交易。因此，只要全球能源贸易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美国就能凭借美元与油气资源的绑定关系，继续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全球储量巨大，如今每年以12%的高速增长，成为能源行业的耀眼新星。为了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各国高度重视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开发。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以吸附或以游离状态聚集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是重要的天然气后备替代资源。在中国实施大规模城镇化的背景下，天然气比煤炭、石油更适合城市居民消费，因此极具开采价值。
为了挽救美元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度，美国将目光投向非常规天然气领域，谋划将美元与石油与天然气的双重绑定，实现美元霸权的双保险战略。而这一次，资源与货币的主角都是美国自己。自2004年突破页岩气开采技术难关伊始，美国页岩气产量大幅增加，占到美国能源消费的四分之一，极大改善了美国能源安全结构，被称为“页岩气革命”。2011年3月30日，美国白宫发布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指出由于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快速发展，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大为降低，并制定了加大美国本土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替代能源战略。如今，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预计到2035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47%将来自页岩气。
美国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正使美国从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和加拿大非常规天然气增长，将使全球天然气产能增长近一倍，对全球天然气市场和亚太液化天然气市场而言，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问题在于，页岩气能否成为全球油气规制的改变者？对外能源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中国，又该如何确保崛起进程中的能源安全？
对全球能源经济格局的运行态势进行宏观把握，是解读上述问题的关键突破口。页岩气革命已经震动了国际能源格局，并推动各国对全球能源经济格局的上、中、下各个环节产生新一轮的主动权博弈。
第一，全球能源经济的上游是原材料生产，作为其基础的资源勘探业呈现出沿海与内陆并举的态势。页岩气革命不仅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出口国，还大幅提升了天然气出口国的国际影响力。页岩气开采科技的发展与全球扩散有助于大幅降低其开采成本，优化天然气市场的竞争态势，最终推动能源地缘格局的改变。如今，俄罗斯、卡塔尔、伊朗、阿根廷、中国、土库曼斯坦等国开始高度重视本国的页岩气开发。传统的油气产业布局往往位于沿海地区，但由于俄罗斯、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田位于内陆地区，往往通过跨国输气管道、铁路等陆上运输方式，这使得国际能源地理从中东、西非、墨西哥湾沿海逐渐向北美、欧亚大陆腹地转移。
第二，全球能源经济的中游是原材料加工制造，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作为其基础的炼化工业展开激烈竞争。能源炼化能力与产业结构竞争力息息相关。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1973年）之前，全球石化工业中心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美日欧的石油寡头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原油运到美国、西欧、日本的炼化中心，制造出高附加值的成品油及石化制品，然后再卖给发展中国家，东西能源贸易价格结构中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使得掌握先进炼化能力的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全球能源经济循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炼油业开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炼油能力高速发展，云集着世界超大型的石化中心。迄今为止，新兴工业化国家掌握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炼化能力，能源炼化能力的此消彼长与全球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基本一致。即使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来说，能源炼化能力仍是工业体系的基础，当炼化工厂集中于新兴工业化国家，那它们的实体经济优势必将进一步增强，既有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将再次调整。然而，美国却利用“页岩气革命”阻止了本国能源产业下滑的势头，使之通过能源与金融双重优势扭转全球工业体系重心向新兴大国移动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