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朱光潜】 追忆我的父亲
时间：2020-08-16 07:2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1925年冬赴欧洲留学,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自1946年冬,到1986年逝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和西方文学。朱光潜的论著和译作对奠定我国美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父亲没有选择去台湾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
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的。他留下来这件事,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那时候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
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寄居在别的国家做“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
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了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到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刻着龙啊花啊的小瓶子,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当然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在他们那里,我得到了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磨难岁月
20世纪50年代美学界出现的对于父亲的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我的脑海里,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
我是1942年出生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是没有看过那种电影了: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如果哪个小朋友有票,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他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
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
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学毕业,在北大的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接受毕业教育。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两三点的太阳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20世纪50年代美学界出现的对于父亲的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里,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叫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跑到校长家里。一到那里,哎呀,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成了黑白相间的了。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也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的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二十七号,他住二十八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红卫兵就不用说了,就连街道里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里抄家,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家房子挺多的,那时候住进了很多跟我们根本不相干的人。
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
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大喊:“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代你是怎么反党的?”
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
“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有时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来:“你们家还吃这么好?”
那时候,我们的家门是从来不锁的,锁门那就是抗拒革命,罪加一等啊。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高傲的样子,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我的印象中,翦伯赞是个特别爱干净的老爷子,后来无法忍受抄家的痛苦,自杀了。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要说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我是不相信的。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但是,这批群众运动中的运动群众,我觉得有些人一点都不善良,他们对于一些老人,包括我父亲在内,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时候他站在桌子上,他们就把他踹下去。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这样就是革命了吗?我是迷惑的。有时候他们一进我们家门,张口就是“朱光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但是,父亲究竟应该怎么投降呢?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残酷年代中还有温暖
有一次开批判会,陆平在台上讲话,在北大办公楼里。在他讲话时,看到一个干瘦老头从后门进去了。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那个老头没有到前面去,只在后面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文革”当中的一段时期,陆平曾经受到过父亲的“牵连”,据说罪名就是“重用坏人(朱光潜)”。
父亲当教授的时候,陆平还是一个学生,所谓的“重用”不过是对一位老学者应有的尊重。有一次开批判会,陆平在台上讲话,在北大办公楼里。在他讲话时,看到一个干瘦老头从后门进去了。陆平在台上就说:“朱先生,请上台来坐!”那个老头没有到前面去,只在后面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这个老头,就是我的父亲;这件事情,便成了陆平投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证据”。
1976年大地震爆发,好几个年轻教师自动来到我们家的走廊上,晚上轮班来照顾父亲。让他们到屋里来,他们也不肯进屋,因为家里的房子都住进了其他人,我们一家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些年轻人给了我的父亲母亲很多关怀,让父亲感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中还有温暖。
“文革”之后,妈妈把所有的照片以及父亲和朋友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个天天看惯了书、上惯了班的人,无所事事是让他最难受的。当时正好有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事,有人想到了父亲,就让他去翻译文件。那里的几个年轻教师对父亲比较照顾,给他翻译的文件比较少,能让他有时间校正早年翻译的黑格尔文稿。当时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人用了两间屋子,他们把父亲安排在靠里面的屋子里面,桌子上摞着一沓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则是父亲翻译的黑格尔草稿。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但是他不听。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书,翻译很多的东西。妈妈不解:“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父亲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我想,这大概是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大的寄托了。
父亲的晚年,姐姐和姐夫跟他生活在一起,每天早晨到北大图书馆去散步、打太极拳。他的太极拳,也没有招式,只是随心所欲地比画比画。我跟他开玩笑:“我看过体育老师打太极拳,不是你这样啊,你这是哪一氏的太极拳?”他说:“我这是自己创造的‘自由式’。”晨练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沉浸在他的美学里。吃完中午饭之后又是这样。从他的美学里走出来,每天下午去未名湖边,绕着湖走一走。到了晚上,他跟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的,看得好开心。
在生活中,他是个善良的老头。我们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谁都可以欺负他,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父亲不喜欢猫,但是姐姐的两个孩子喜欢,妈妈对孩子比较溺爱,就说,养着吧。俗话说狗仗人势,我们家的猫也仗人势。父亲有一个扶手椅,是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父亲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父亲挥着手:“走开!走开!”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父亲之死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说:“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
我说:“在抢救了,想找车,但是要不到。”
我们在家里发现父亲发病时,想从校车队找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校车队说没有,不给派。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后来,我们家里的人还有邻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但是校医院说借担架是要交押金的。等交完押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拿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我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当天晚上,统战部的一些人到我们家去表示慰问,我按捺不住,把事情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
我说:我们并没有向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不要说他是一个教授,就算是一个乞丐,如果病倒在街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有坐救护车的资格。我自己也在医院工作,我们从来不问病人是干什么的,该抢救的都会尽力抢救。他现在死了,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给他一个正确评价。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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