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志：辗转在陕北的日子】陕北

　　 　　在延安，十五岁的任远志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946年7月11日，北平是个朗朗的大晴天，任远志登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两个多小时后，飞机轰鸣着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她急切地走出舱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一位又瘦又矮的女同志。
　　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疼爱地唤着：“大女儿！大女儿！”见我还四下张望，寻找“戴黑边眼镜，留胡子”的爸爸时，母亲说：“爸爸本来要和我一道来接你，可他还有重要的事，现在去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叔叔阿姨去了，咱们先回家吧。”
　　一路上，我向妈妈诉说了一个多月前，从家乡湖南出来，一路坎坷颠簸，三次上下飞机的经历。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深夜，党组织派来一位叔叔接我和妹妹，坐船到南京后，我俩被送到了军调处执行小组驻地，叔叔阿姨为我们买了新衣服、新袜子、新皮鞋，把我们打扮一新。
　　我向叔叔询问：“我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爸爸任弼时，是位领导干部，外表严肃，实际很和蔼，留着小胡子，戴眼镜。”而问到妈妈时，他们都说，“你妈妈陈琮英，是个小巧玲珑的人，你到了延安，看哪个女同志又矮又小，肯定是你妈妈。”
　　几天后，我们姐妹从南京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寻找爸爸妈妈，不料，飞抵延安上空时遇到大雾，不能降落，飞机只好改道飞往北平。眼看就要见到父母了，可天公不作美，我和妹妹失望极了。
　　在北平，我们见到了军调处的叶剑英、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疼病又犯了，身体很弱。可想早日见到父母的心情很急切，于是第二天又带病和妹妹一起赶飞机去延安。叶剑英伯伯担心我有病在空中会发生意外，特叮嘱让我留下来，所以我只好让妹妹独自先飞走了，我留在北平一面治病，一面等待下次航班。十多天后，我的病渐渐好转，才又一次登机飞向延安。
　　下了飞机，母亲领我来到了延安城，我们正走着，前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母亲见吉普车开来，拉着我就跑了过去，嘴里还说：“远志，快，快去叫爸爸。”
　　敞篷吉普在我们母女俩面前停下来，我看见车上下来一个人，模样就是大人们向我描述的我父亲的那个样子，心里一阵惊喜，这就是我十五年未曾谋面的父亲啊！母亲催我：“快点叫爸爸啊。”可这么多年从未叫过父亲的我，一时竟紧张得难以开口。
　　父亲脸上并没有责怪我的表情，他满脸笑容地伸出双臂，一下把我拥入了他的怀抱，连声说：“大女儿回来啦！你回来啦！”
　　听着父亲的呼唤，我不觉流下了眼泪。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儿了，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了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有了从未体验过的安全感和放松感。
　　父母带着我上了吉普车，当时车上坐的还有朱德、康克清夫妇，杨尚昆、李伯昭夫妇，母亲一一向我介绍车上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也亲切地对我嘘寒问暖。
　　我沉浸在亲人团聚的欢快情绪里，又鼓足了勇气，按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叫了父亲一声“爹爹”。谁知父亲好像没听见似的，倒是朱德总司令答应了。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朱总司令，心想：他为什么会答应呢？
　　妈妈看我疑惑的样子，就解释说：“大女儿，陕北有个毛主席，还有一位朱总司令。延安的娃娃们都叫朱总司令‘爹爹’，所以你叫‘爹爹’他还以为你在叫他呢。”我一听，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时，朱总司令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今天看到了爸爸、妈妈，也看到了我这个爹爹，一定高兴吧！”
　　我使劲点点头。
　　
　　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了四个
　　
　　任远志的父亲任弼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而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即英年早逝。叶剑英曾在悼词中说：“任弼时，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是党的骆驼。”
　　我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初投身革命，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周恩来调他到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1929年两度被捕入狱，1934年调中央苏区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长征中，他组织指挥着红二方面军转移北上，任军政委，1938年，被派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回到延安。
　　父亲为革命奉献了一切，包括家庭和自己的生命。他和我母亲共生了九个子女，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四个。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儿，也是我的大姐“苏明”，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捕入狱了。母亲为了营救父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连夜赶火车去长沙，正常的火车没有赶上，心急如焚的她，只好爬上了一辆装煤的火车。车跑动起来后，那风一刮，火车上的煤块就滑落下来，砸在妈妈和姐姐身上。妈妈虽尽力遮拦，但姐姐还是被砸伤了，后来又得了风寒，感染肺炎。
　　为救父亲，妈妈只好一边把姐姐送到医院治疗，一边四处奔走。等父亲被营救出来时，我姐姐的小生命却在医院里夭折了。还有我两个弟弟，从江西红区转移时，寄养在了当地老乡家。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去找过他们，但当地老乡说，两个孩子都得了病，早已死去了。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我、远征、远方和在延安出生的小弟弟远远，我是老四，妹妹远征是在红军长征途中，走到四川阿坝草地时出生的，所以叫远征。小妹是我父亲1937年后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时出生的，因此叫远方，她一岁多时，父亲调回国内工作，就把她寄养在苏联的孤儿院，直到十一岁时才回到祖国。
　　
　　
　　毛毛给我做了一顿病号饭
　　
　　到了延安，回到了父母身边，对任远志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在父亲身边住了一个月，父亲就把她送去上延安中学，妹妹远征上了延安保育院小学。那时，她们姐妹俩都住在学校里，每周末才能回家一次。
　　我从小在南方老家长大，习惯了吃米饭，所以来延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习惯吃小米饭，那硬硬的小米吃起来就像满嘴沙子，很难下咽。偶尔改善伙食，也尽是膻味十足的羊肉，冬天气温低，还等不到盛在碗里，羊油就结成了白花花的一层。所以在延安中学，我过的第一关就是吃饭关，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渐渐适应下来。
　　记得有一天，刘少奇伯伯领着他的儿子毛毛（次子刘允若）来到延安中学。刘伯伯看到了我，便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远志，这是毛毛，他比你大点儿，刚来延安，你多照顾他好吗？”我痛快地答应了。
　　刘允若从小生活在颠沛艰辛的环境中，他的母亲何宝珍被抓捕时，把年幼的他匆匆交给了邻居大婶，后又被送给一家农民做养子。后来，十一岁的毛毛到了上海当学徒，还当过报童和流浪儿，生活很苦，不久前才被党组织找到，接到了延安。
　　可毛毛刚来学校不几天，我就生病发起了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窑洞里昏睡，好几天也吃不下饭。毛毛是我的同班同学，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心里非常着急。他在学校到处找药，可当时延安缺医少药，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只好自己想些土办法了。细心的毛毛把一条湿毛巾拧干，敷在我的头上，一会儿再换一条，以此来降温。然后又烧了一大壶开水，一勺一勺地喂我喝。
　　到了开饭时间，毛毛又去食堂为我打病号饭（一碗面条），可食堂的管理员正忙着，抽不出时间做，毛毛就自告奋勇地说：“叔叔，把面粉给我，我来给她做吧。”
　　其实，毛毛哪里做过面条，但他不忍心让生着重病的我再吃那粗拉拉的高粱米，就下决心自己动手做了。他把面粉放在一个小铁桶里，用凉水一冲，撒上盐，放在炭火上煮，一边煮还一边拿筷子搅拌，不一会儿，一锅黏糊糊的面糊糊就煮好了，他尝了尝，味道还不错，就眉开眼笑地端来给我喝。
　　我那时已烧得几天粒米未进了，身上软软的，挣扎着坐起来，喝了一口这黏糊糊、香喷喷、带点咸味的面糊糊，觉得还蛮开胃的，就高兴地喝起来。这时有个同学看见了毛毛做的病号饭，哄笑说：“像一碗糨糊嘛！”
　　
　　毛毛不服气地争辩说：“要让你天天喝糨糊，还不把你美死呀！”毛毛说的一点儿不假，那时候，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学校里一个月都难得吃上一顿细粮，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那都是件天大的美事啊。
　　我吃了面糊糊，感到身上有了些劲儿，就问毛毛，爸爸妈妈怎么不来看我啊？毛毛支吾着，回答不上来。
　　其实，学校早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了家长，要父母接我回家，可父亲说：“一点小病就接回家，不能这么搞特殊吧！”还说：“远志可能是不太习惯延安的生活，让她在学校多锻炼锻炼，有好处呢。”
　　直到周末，我才回家见到了父母。父亲见我瘦了，很虚弱的样子，心疼地说：“我原担心你吃不了苦，希望你在学校多锻炼，看来你真病了啊！不怪爸爸吧？”
　　看着父亲心疼的样子，我心中的怨气一扫而光，父亲的良苦用心，让我感动，也让我牢记。这次，父亲破例让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直到把病养好才让我返回学校。临走时，爸爸还一再叮嘱我说：“要能吃苦，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还是我的大女儿好，有心眼……”
　　
　　延安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党内风气清正廉洁。任远志的父亲任弼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子女非常严格，处处注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意志，从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殊。
　　有一次，我妹妹远征去仓库领脸盆、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看到仓库里有一摞红漆皮小本，很喜欢，仓库管理员叔叔就送给她一本，妹妹高兴极了，爱不释手地用小手帕包好带回家，却不料被小弟看到了，跟她抢这个红皮小本。
　　姐弟俩的吵闹，让爸爸听见了，一问缘由，他马上严肃地命令妹妹：“远征，这本子不是给小孩用的，快还给仓库的叔叔，不是学校规定发的东西，你们一律不能要。”
　　妹妹争辩说：“不是我要的，是叔叔给我的。”父亲严厉地说：“给也不能要！”远征只好把小红皮本还给仓库的叔叔，还当面作了检讨。这件小事，让远征和我们都记了一辈子。
　　父亲疼爱孩子，却从来不娇惯我们。部队搞军事训练，他常常抽空去参加，我在家时，父亲也带我去，当时我才十五岁，根本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枪，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盖、小口径手枪，就连后坐力很大的机关枪也不例外。
　　一次在延安靶场，我要求打机关枪，父亲担心后坐力大，不让我打，在我的再三请求下，父亲才勉强同意了。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我，瞄准靶心，扣动扳机，结果，还是因为枪的后坐力太大，把我震得向后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肩膀也疼了好几天。爸爸嗔怪地说：“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星期日有空时，朱总司令常约我父亲去打猎，他们也喜欢带我一起去。有一次去打猎，警卫员张叔叔的手在装子弹时不小心弄出了血，我在延安中学正好学了些医护知识，还养成了出门身边总带些酒精、棉球、绷带的习惯，这回可派上了用场。我赶忙掏出身边的急救包，三下五除二就帮张叔叔把手包扎好了。父亲一见跟我开玩笑说：“还是我的大女儿好，有心眼……”父亲的夸奖让我心里挺美，我能为大人们帮些忙了。
　　
　　“我们活在一起，死在
　　一起，决不丢下一个
　　伙伴！”
　　
　　1947年春天，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大军开始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和学校暂时撤离延安。本来学校希望远志和有家的同学一样，跟父母一道撤离，但任弼时却对校方说：“不能特殊化，让远志和远征随学校一起转移吧，让她们多经受点儿锻炼和考验。”
　　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分成了四路：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战友一道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妈妈带着小弟远远，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先过了黄河；十岁的妹妹远征，随保育小学一起转移；我和延安中学的同学一起撤退。
　　虽看到有家的同学，一个个被父母接走了，心里不免有点儿委屈，但想想那些父母牺牲了或在前线的同学，自己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告别了学校，我们开始了行军生活。大家唱着歌，劲头十足，行军间隙，老师把黑板挂在树上，抓紧时间给我们上课，我们也以土地当纸，树枝当笔，坚持学习文化。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追击，连日的急行军，我和许多同学脚上都磨出了血泡，泡一破，脚和鞋子粘在了一起，走一步就有种钻心的疼。
　　为了不暴露目标，队伍只能日宿夜行。夜里行军，同学们困得不行，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一天，我也不知不觉靠在前边同学的背包上睡着了，两脚还在机械地往前挪，直到过河时，同学推了一把，我才醒过来。后来不少同学也仿照我这个睡法，一个挨一个靠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迷糊。一路上，只听到大家的脚步声，还有一串呼呼的睡觉声。
　　我因幼年营养匮乏而患有夜盲症，走夜路更艰难了，只好在前面同学背包上系一条白毛巾，紧盯住隐约可见的小白点朝前走。
　　到安塞时，正准备吃晚饭，忽然接到命令马上转移，大家只好捧着缸子、饭碗，迅速集合上路，边走边吃。
　　一连下了几天的雨，夜路泥泞难行，过一条河时，我没看清楚，重重地摔倒在河里，把右脚趾骨摔裂，手和脸也都划破了。我又疼又担心掉队，急得直掉眼泪。
　　同学们上来搀扶我，可我的脚根本站不起来，更没法走路了，最后只好由几个男同学轮流背着我走。我看背我的同学累得呼哧呼哧的，实在不忍心，一次次要求下来，可没有人答应。大家就这样轮流背我走了四天，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后来老师从老乡家借来一头毛驴，我就骑上了毛驴走，若遇到连牲口都走不过去的地方，再由几个男生背我走。
　　看到大家为我受累，心里很难受，我就向老师提出留下来，让同学们先走。同学们说，这样不行，你是南方口音，皮肤也不像当地老乡，敌人来了，很容易暴露身份。尽管我和同学们几乎吵了起来，但大家还是不放下我。后来，不管我怎么说，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放到了王黎明同学背上。大家动情地说：“我们活在一起，死在一起，决不丢下一个伙伴！”我一听，眼泪止不住地哗哗流下来，这同学间的生死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后来为了要求下地走路，我甚至不吃饭了，心想：自己宁愿饿死，也不能再拖累大家了！在我的坚持下，同学们才同意让我试着走走。我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慢慢走着，结果不到一天，手套磨破了，衣服被棍子戳烂了，腿脚也肿得更厉害了。夜里急行军时，我感到体力不支，渐渐掉队了。
　　后来父亲听说了我的惨状，才把我和妹妹一起接到了陕北王家湾，我们又回到了父亲身边。
　　
　　毛泽东伯伯拉着妹妹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你还好吧”
　　
　　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分处两地，五大书记中，刘少奇和朱德在华北，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指挥解放战争。任远志姐妹俩来到了中央机关临时驻扎地王家湾，又和父亲团聚了。
　　到了王家湾，爸爸见了我和妹妹分外惊喜，高兴地把我俩揽到胸前，亲了亲额头，然后带我们走进了他住的窑洞。
　　这是一孔三间连体的窑洞，“一明两暗”，从中间的门进去，“一明”的正屋，是周恩来和陆定一伯伯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两旁的 “两暗”，左边一间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右边一间，是我爸爸工作和休息的地方。他的窑洞里还有个一人多深的炕洞，是老百姓平时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
　　父亲指了指那个炕洞，对我和妹妹说：“你俩就睡这里吧！”我们俩有点儿惊讶：“这么深的洞，下去怎么爬得上来呢？”
　　爸爸说：“这个村很小，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哪里还有住处，你们就凑合睡这儿吧。爸爸每天负责把你们从洞里拉上来就是喽。”
　　这样，我和妹妹就在那个存粮洞里安居下来，那个粮洞的宽度将就着够我俩平躺，长度还不足伸直双腿。
　　
　　毛伯伯、周伯伯、陆定一叔叔闻讯都来看我们。毛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们都来了，想爸爸了吧？”又转头对妹妹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你还好吧！”因为远征生在长征路上，所以毛主席每次见了她都要风趣地称她是老朋友。周伯伯、陆叔叔也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我这才感到，真的又回到了温暖的家。
　　
　　为了不吵扰伯伯，我出了个洋相
　　
　　这次，我和妹妹在父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和父亲朝夕相处，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住在窑洞里的大人和孩子们，真是亲如一家。
　　大人们情同手足，吃上一个好一点儿的菜，他们互相推让；天气凉了，一件大衣你给我披上，我又给你盖上；一人有事外出未归，几个人数次到窑洞口张望等候。偶尔遇到比较轻松的时候，他们也会在窑洞门口平地上，和警卫战士一起打打排球，换换脑筋。我记得看父亲打球时，他老是发球，现在想来，是因为双方的技术不佳，球老是打落在地下，只好重复发球了。
　　我父亲那时清晨起来得早，喜欢去附近的营房、山坡转转，为了让隔壁的周伯伯能多睡一会儿，他不走豁口过道，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户，从窗口跳出去散步。
　　一天早上，周恩来伯伯醒来，看到窑洞门没开，以为我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忽然他想咳嗽，但又怕吵扰了父亲，就紧捂着嘴巴，急忙跨出窑洞门，到距离窑洞十多米的地方，才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他正见父亲远远走回来。二人相对一愣，默然会意。
　　父亲更是经常叮嘱我们：“毛、周伯伯工作都很辛苦，你们俩住在这里，一定不要大声说话、随便打闹，走路也要脚步放轻，千万不能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休息。”我们记住了父亲的话，白天都在远离窑洞的野外山坡上玩，晚上也很早就睡觉了。
　　可有一次，为了不吵扰伯伯他们，我自己却出了个洋相。
　　那天，爸爸起得很早，到院子里散步去了，我急着要上厕所，可粮洞太深，自己爬不上来，平常都是爸爸拽我们上来的，这会儿又不敢大声去喊爸爸，只好使劲憋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就尿了裤子，褥子也尿湿了一大片。妹妹醒来，看褥子湿了，还以为是她自己尿的呢。事后我不好意思告诉爸爸，只好白天偷偷把湿褥子晾晒在山坡上。
　　
　　每天晚上都帮爸爸
　　“炒芝麻”
　　
　　那段时间，任弼时的工作比在延安时更加忙碌。他一面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解放战争，一面还要负责中央日常行政工作，还得尽可能地照顾远志、远征姐妹俩。他经常伏在窑洞小炕桌前，聚精会神地批阅电文、起草文电，通宵达旦地工作。
　　那时，我父亲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工作一累，就面红耳赤，头昏脑涨。每次，我和远征发现他难受了，就一起帮他按摩头部，按摩身上，我们俩跪在他的炕上，一定要等爸爸说“大女儿，小女儿，我好些了，你们休息吧”，我们才肯放手。
　　我想，也许我们的按摩起不了多大治疗作用，但能让父亲放松并享受了天伦之乐，心理上得到些安慰。
　　那时陕北窑洞烧的是热炕，臭虫出奇多，骚扰得我们难以睡好觉，每晚都得起来几次抓臭虫。看到父亲工作那么紧张劳累，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最后都顾不上吸一口，可那些可恶的小臭虫，却经常咬得他烦躁不安，有时刚睡下就又得爬起来打臭虫。
　　我和远征就想法子治臭虫，开始想用熏蒿草的浓烟呛死臭虫，可又怕浓烟干扰爸爸他们办公；后来看到爸爸手持蜡烛看墙上的地图，忽然想起一个主意，试着用蜡烛去烧臭虫。
　　我拿着蜡烛顺墙缝一点点烧，臭虫噼里啪啦往下掉，就像炒芝麻一样。爸爸一看，高兴极了，夸赞道：“我大女儿还真行，想出了这个好法子！”
　　以后，我和妹妹每晚就有了一个任务，点上蜡烛烧臭虫。我们顺着窑洞的每一条缝隙，以及墙边、炕沿、窗台，一处不落地烧过去，听着臭虫在烛火中被烧得噼啪作响，心里很是快慰。此后，我们就戏称这蜡烛烧臭虫叫“炒芝麻”。
　　后来每到晚上，爸爸就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连周伯伯也诙谐地说:“该你来消灭另一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大炮（臭虫）了。”
　　后来我和妹妹离开爸爸，先渡过了黄河，爸爸在给我的信中还写道：“你和远征走后，我们时常想念你们，特别是捉臭虫时，就会记起你们。后来搬动了几个地方，每处都有很多臭虫，现在住的地方，初来时每夜要捉三四十个，晚上要起来寻两次，后来杨主任（杨尚昆）到此，为我们带来了杀臭虫粉和蚊帐，现在少了，可谓免除了对臭虫的恐怖。”
　　
　　我的一场病，忙坏了
　　窑洞里的几个大人
　　
　　在王家湾的日子，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几位战友很忙，但仍忙里偷闲地关照几个住在窑洞里的孩子，孩子们也格外感受到了长辈的慈爱和呵护。
　　初春的一个大晴天，我把被子、衣服都拿到河沟里去洗。以为出了太阳天气就一定很暖和。谁知北方的初春，河水还是冰凉刺骨，我洗了一会儿手就冻得发抖，可我还是坚持把被子洗干净了才回来，结果当晚就发起了高烧。
　　我发高烧，可忙坏了窑洞里的几位长辈。
　　转战陕北时医药极缺，治疗发烧的最好土法，就是用凉毛巾冷敷降温。夜里，爸爸就让我睡在他炕上，他端来一盆凉水，拧一条毛巾轻轻敷在我额头上，然后他再去看文件，拟电报，过一会儿，再来为我换一条湿毛巾……
　　周伯伯也时时过来帮父亲照料我，他摸着我的额头、脸颊，问道：“好些了吗，大女儿，还哪里难受？”一会儿，又替父亲给我换冷毛巾，一连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呢，毛伯伯踱到爸爸的窑洞来，用他那湖南土话问：“大女儿，你好些了吗？还烧不烧呢？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以后条件好了，咱们再讲究卫生好吗。”
　　说着，又回身对他的警卫员说：“小李，你去找一下医生，问问还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我们的大女儿吃。”
　　陆定一叔叔也过来看我，还拿来几颗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薄荷糖：“大女儿，你把糖含在嘴里，可能舒服一点。”
　　那几日，大人们为了减轻我的烦恼，常风趣地逗我开心：“大女儿，你这一病可好，‘飞机’、‘坦克’都没人去消灭了，这损失可就大喽！”
　　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当年那几位大人为我忙碌的身影就会出现。我觉得幸福，也有些后悔，父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操劳，我没能多为他们分忧，还给他们添了麻烦。
　　
　　毛伯伯欣然挥笔，为我写下了“光明在前”的题词
　　
　　由于中央机关马上要从王家湾转移到别处，任弼时作了决定，让几个孩子和一些体弱有病的同志、外国专家等先过黄河，到晋绥根据地去。就此，远志就要和父亲告别了！
　　马上要离开王家湾了，我心里有点难过、担心。
　　这次和爸爸、伯伯们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再说我们走后，爸爸头疼起来，谁给他按摩？血压高时，谁给他敷冷毛巾？忙不开来时，谁帮他送文件、送电报？到了晚上，谁来帮他“炒芝麻”？
　　但不走也不行，爸爸他们的工作流动性越来越大，经常需要变换驻地，带着孩子们转移会增添许多麻烦。于是我们服从了爸爸的决定，先过黄河去。
　　晚饭后，我找出了身边仅有的一个两寸大的电话本，那还是撤离延安时，三五八旅的李政委送给我的，很精致，我很喜欢。我决定用这个小本本，请毛、周几位伯伯为我题词。
　　我去向他们辞行时，周伯伯刚好外出不在，毛伯伯正躺在一个帆布躺椅上。我蹲下，把小本放在他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伯伯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要过黄河了，给你题什么字呢？”
　　他思索片刻，欣然挥笔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大字。我想，毛主席的题词表达了多层含义，一是在他胸中，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二是也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期望，让我看清前途，朝着光明前行。题完了词，毛伯伯还说：“大女儿，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一代的，好好干吧！”
　　接着，我又请父亲题字，他为我写下了“努力学习”四个字。这也是父亲对我的一贯要求。
　　就这样，我带着父亲和父辈们的激励和希望，东渡黄河去了。
　　回忆如梦，往事如昨，半个多世纪前经历的那段延安、陕北岁月，已在任远志的人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对父母说：“我没有辜负你们为我取的名字、对我的期盼。我虽没多少金钱，没什么官位，但我一辈子做到了有志气！”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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