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面纱的百岁军情五处:军情五处
时间：2020-07-23 07:58: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军情五处只有两个人能够公开名字，一个是局长，还有一个是它的官方历史学家，目前只有我一个。除这两人之外，所有军情五处工作人员的名字都是保密的，在世的，去世的，都是如此。”
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军情五处(M15)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
军情五处成立以来，在对付颠覆和恐怖活动上立下累累战功，一度拯救英国于危亡之中。
可以说的禁忌
今年10月，英国军情五处成立100周年。英国知名的情报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受其委托，写了一本《捍卫王土：M15官修史》(M15中的Ml是Militaey Intelligence，即“军事情报”的缩写)，他本人也因此加入军情五处。“我愿意认为，我已经成为军情五处的内部人士和它的一员了。”安德鲁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告诉记者，“真正理解一个组织需要成为一个局内人，那儿的人会更坦诚地和你说话。”
2002年，军情五处在英国媒体上刊登了一个广告，公开招聘兼职史官写百年史。“我申请了，经过一系列面试，被选中了。”安德鲁幽默地告诉记者，“当时我正忙着完成另一本书，但很快意识到这显然也是个好机会，就接受了，虽然它来得不那么是时候。”
“就在20年前，‘冷战’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军情五处的人都绝不可能想像得到，它会出版这样一本书来庆祝它的100周年的生日。”安德鲁说，2002年，时任军情五处局长的是斯蒂芬-兰德爵士，“他是剑桥历史系毕业的博士，他个人对这个领域有特别的兴趣，这是他的主意，这也是军情五处逐渐走向开放的延续”。
在《捍卫王土》封皮的环衬上，印有一张地图，标注了从1909年军情五处建立到今天的总部所在地。从1909年的维多利亚大街起，军情五处在伦敦搬迁了17次，现在落脚在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畔，毗邻议会大厦。1957年，当拉博。巴特勒被任命为内政大臣，负责安全事务时，他甚至连军情五处的总部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第一次见到当时军情五处的局长霍利斯时，才得知军情五处的总部在利肯菲尔德。他很惊讶，军情五处竟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搞秘密行动，在伦敦到处都暗藏密室，而居然有一幢正常的办公楼。安德鲁说：“直到‘冷战’前期，大部分负责安全事务的大臣都对军情五处的行动不甚了解，或者是得到些不准确的消息。”
“情报是英国政治的最后一个禁忌。”安德鲁教授评价说。1924年，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曾在众议院说，秘密机构的本质就是保密，一旦公开，就没有秘密可言。“情报不可被谈论，不仅是审慎的政策，而且是先天禁忌。这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公开谈论性生活会破坏文明的生活。”所有人都默认，敌方间谍是在醋粟灌木丛下面发现的，情报是鹳鸟带来的。1965年至1967年任内阁大臣的罗伊詹金斯曾在电视节目中说，他认为军情五处使用了秘密手段对历任内政大臣进行层层监视，“他们对政府也严加保密，生活在被间谍重重包围的世界里会使人对生活的看法出现扭曲”。
不到10年前，前军情五处第一位女局长斯特拉・里明顿退休后，写了一本自传。她自嘲地回忆自传出版过程中引起的轩然大波：“也许那时我在圈外已经待得太久，太孤陋寡闻了，不知道情报机构各部门正要油煎其他小鱼，惩罚那些通风报信者、泄露机密者以及那些被控违反《官方保密法》的人。”她的手稿被送到内阁办公厅传阅，得到的回应大多数都是敌意、负面和担忧的看法。内阁大臣理查德・威尔逊爵士用“貌似悲伤实则愤怒的方式”找她谈话，她回忆：“我饱受惊吓，难以自持……感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威胁既定秩序的因素了。”
这个禁忌为何在军情五处100周年时变成了公众话题?“变化是逐渐发生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军情五处都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安德鲁说。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变革。1984年，一位英国商人向欧洲人权法庭控诉英国政府窃听私人电话，欧洲人权法庭要求公共权力机构“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防止犯罪，这直接催生了1985年《通信拦截法》。这个时候，英国电视台播出了一个“M15官方秘密”的节目，安全局前情报官员凯西・玛斯特出来说，一些和平运动和贸易联盟成员受到了军情五处的监控。英国政府就任命安全委员会调查电话监听是否规范。“那是一次公关灾难。”安德鲁写道。安全委员会仅用了6天时间，匆忙得出结论说，安全局和政府都没有违规行为，英国媒体嘲笑这个快餐似的结论是“一个司法汉堡”。
这时候，彼得・赖特的《捕谍记》出版，此书对军情五处影响很大。糊特曾在军情五处做局长助理，《捕谍者》详细讲述了他在军情五处寻找苏联间谍的故事，并认定当时M15的局长罗杰・霍利斯是间谍(后来证明这说法是错误的)。这本书还写了军情六处在苏伊士危机中刺杀纳赛尔总统的计划，还有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情报局密谋推翻左翼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计划(这件事现在也证明是失实的)。1985年，这本书刚要出版，英国政府马上禁止此书在英国发行。但由于判决是在英格兰法庭做出的，此书的发行在苏格兰和海外还是合法的。英国政府两度试图阻止此书在澳大利亚发行，但两度败诉。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用了一整页，只印了一句话：“世界上除了一个国家，我们的读者都能在本页上读到《捕谍者》的书评。这个例外国家就是英国。在这儿，这本书以及对它的评论都遭到禁止。对英国的42万读者来说，此页空白。法律见鬼去吧。”1988年，议会最高法官裁定，此书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可以合法销售。
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军情五处暂停了拦截电话、潜入私宅等行动，在爱尔兰共和军和恐怖主义频繁之时，获得的情报量猛然大跌。暗中行动给了情报机构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但也使它难以捍卫自己的立场，不得人心。这就催生了1989年的《安全部门法》。这部法律明确赋予和规定了军情五处的权力，也把它推到众目睽睽之下。里明顿曾说：“新法的第一个影响是，破天荒第一次要求我们回答《安全部门法》仲裁法庭律师的详细提问，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做出某种结论，为什么会采取某种行动。”1997年，军情五处宣布逐步公开档案资料。
“但变中亦有不变。”安德鲁说，“军情五处只有两个人能够公开名字，一个是局长，还有一个是它的官方历史学家，目前只有我一个。除这两人之外，所有军情五处工作人员的名字都是保密的，在世的，去世的，都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为五处工作的人只有隐藏身份，才能从容行动。五处履行保守身份秘密的承诺，会让后来者推人及己，感到自信。与过去相比，军情五处 已经大大地开放了，但有些原则仍然不会改变。”
M15在变化
军情五处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英国报纸上登载的全是有关德国间谍在英国到处侦探的报道，他们在测量桥梁、探测铁路隧道，数田野里有多少头奶牛，听起来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1909年，阿斯奎思首相领导的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创建了一个保密局来审查德国间谍活动构成的威胁。保密局从军队里抽调出两个军官负责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南斯塔福郡的弗农・凯尔上校，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凯尔负责英伦三岛的反谍报工作，卡明则负责收集海外的情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就这样诞生了。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沿用凯尔名字中的字母K称呼军情五处反谍报的首脑，沿用卡明名字中的字母C称呼军情六处的首脑，而不是邦德007迷所想像的那个M。M是谁呢?1909年，凯尔征聘到一个叫威廉・梅尔维尔的军官，是首都警察局已退休的高级警官，负责到国内各地调查几十起有关间谍在国内活动的报告，M指的就是他。
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间谍技术。1911年的一天，凯尔的助手在苏格兰乘火车旅行，听到同一个包厢里的两个男子在用德语交谈。他听到其中一个男子告诉对方，他接到一封波茨坦来的信，询问有关英国备战的情况。那封信里有叫该男子寄送情报回波茨坦的几个回信地址。凯尔立即得到批准拦截寄给这些地址的所有信件，从而确认了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建立的间谍网里各个成员的身份，获知了这些间谍的信箱号码和接头地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信号情报，德国的外交和军事电报被英国成功拦截和破译。“一战”后，英国政府将这些民用与军用的信号情报机构统一为政府密码编织与破译机构，成为国家通信总局的前身，与军情五处和六处合作。
“直到‘二战’前以及‘二战’期间，军情五处首要的目标就是抓德国间谍。‘二战’时特别成功的是著名的‘双重间谍’行动，它成功地欺骗了德国高层，上至高级将领甚至希特勒本人。最为出色的间谍是代号为GARBO的西班牙人。”安德鲁说。
GARBO的名字叫胡安・卡尔西亚(Juan pujol Garcia)，1941年在马德里向英国提出希望为其效力，但被英国政府拒绝了。他又跑去找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说他要去英国，可顺便为德国效力。结果GARBO根本就没去英国。他向德国送出了根本不存在的英国陆海军作战消息，添油加醋地描绘“士兵在利物浦娱乐场所纵酒狂欢，士气松懈”，“格拉斯哥的搬运工人愿为一升酒卖命”。军情五处发现后吸纳了他。他编织了向德国高级军官发送虚假情报的网络。1944年6月，他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将德军的注意力从诺曼底转移到加来海峡。德国人却对他深信不疑，1944年7月，德国授予他十字勋章。12月，英国授予他英帝国勋章。他是“二战”期间唯一从两边获此殊荣的间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和‘冷战’期间，军情五处的工作重点是防止苏联的间谍活动和防止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安德鲁说。“冷战”期间，导弹和原子弹技术发展，意味着武器巨大的摧毁能力。核时代，东西方都对渗透或变节极为敏感。
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有一个困扰英国长达60年的“剑桥五杰”案。上世纪3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意识形态上支持苏联。“剑桥五杰”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剑桥大学招募的最能干的英国间谍，他们是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林、安东尼・布兰特、金・菲尔比和约翰・凯恩克罗斯，他们在“二战”中为克格勃工作。
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1948年，年仅35岁的麦克林被英国外交部派往开罗任法律顾问和大法官。仕途平步青云的麦克林，却因双重身份精神极度紧张，在一次酗酒后，打砸了两个美国外交部女职员的公寓。在英国安全局工作的伯吉斯也面临同样的精神压力，在公众场合大醉，言行失态。他们的失常行为都曾引起英方的怀疑，但没有审问出结果。1951年，麦克林和伯吉斯逃往莫斯科。由于菲尔比与伯吉斯联系密切，他马上就暴露出来。英国安全局经过长期调查，确认菲尔比在“二战”中为苏联提供情报。1963年，就在调查结果出来不到一周的时间，菲尔比逃往苏联，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菲尔比逃往莫斯科后，布兰特和凯恩克罗斯先后承认自己曾是苏联间谍。
“可悲的是，英国安全局并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找出了五杰，本可以结案了。”安德鲁说。军情五处一再地长期审查下去。这是因为一个投靠英国的苏联叛逃者供述说，“剑桥五杰”是同时进的大学。但凯恩克罗斯进校最晚，他入学时菲尔比和麦克林已经毕业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冷战”高潮的背景下，“英国安全部门夸大了苏联在国外情报活动的复杂程度”，军情五处更加担心还隐蔽着其他身居高位却未被发现的间谍。1967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大学调查小组”，长期调查1929年至1954年所有英国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以及他们就业后的去向。直到1982年，克格勃的叛逃者奥列格・戈尔季埃夫斯基在莫斯科发现，“第五人”就是凯恩克罗斯，“高层被渗透”的阴谋论仍然闹得沸沸扬扬。里明顿回忆说“加入军情五处之后我才知道，由于担心渗透，军情五处几乎把自己整得四分五裂。”“冷战”时期，多疑的偏执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导致工作的轻重缓急失去分寸”。
但多疑的偏执出现在特定时代。谈到军情五处作为一个组织的性格，安德鲁告诉记者：“我发现有趣的事是，它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早在‘一战’期间就明确在招募中把幽默感作为可贵品质的机构。”安德鲁告诉记者，“当你面对令人绝望的任务和境地，比如处于战争中，比如反恐，除非你有点荒唐的幽默感，否则你不太可能有判断轻重缓急的分寸感。现在军情五处每年都举办一个‘讽刺之夜’，演一些自编的讽刺小品。世界上没有多少组织，会专拿一个夜晚来嘲笑自己。”“时代不同，军情五处所做的工作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让我吃惊的是，我曾与退休的人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在‘二战’中做过间谍，年事已高，我也与现在从事反恐工作的人交谈。跨越不同时代的这些人在性格气质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恐怖主义的挑战
在军情五处的官方网站上，有一条公开招聘广告：“对不同群体、文化和语言的深度理解不仅只是个优势，而是绝对重要的。目前，我们急需能说阿拉伯语、索马里语、孟加拉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非洲语言、俄语或车臣语言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申请者，但对女性、少数民族和残疾人士尤其感兴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军情五处招聘完全以熟人引荐和猎头的隐秘方式进行。1997年，作为开放举措的一部分，它第一次开始在 报纸杂志上登广告。而这则广告反映出军情五处已转型为一个反恐情报组织。
军情五处早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就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并予以打击。上世纪6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猖獗，但那时反恐还不是工作重心。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国失去了重要的敌人，军情五处的经费大大缩减。然而“9・11”以后，它很快站到了反恐前沿。英国国家档案局2008年出版的《英国情报》一书中写道，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付那些不用电话而靠信使传达信息的个人和组织，带有“冷战”特征的高科技巨型卫星系统、监听站和计算机派不上太大用场。只有遍布耳目，才能获得恐怖主义分子的情报，才能知道地下的武器交易网络和黑市上核材料、生化材料的情况。情报的重心也转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讯。
在英国，“反恐工作最大的难度，是在时间紧迫的巨大压力下权衡如何采取行动”。安德鲁教授告诉记者，“如果你坚信法治，想等有了充分的拘留或起诉证据再采取行动，或者由他们执行行动，待他们证实真实意图后才在最后一刻进行干预，也许已经太迟了，嫌疑人很可能已夺去了许多生命。但是，如果你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逮捕嫌疑人，很可能不得不放虎归山，事倍功半”。1988年，军情五处获悉爱尔兰共和军可能将袭击驻扎在西班牙直布罗陀的英国军队，情报人员知道一些恐怖分子会在军乐队操演的直布罗陀广场上停汽车。他们推断，恐怖分子可能会引爆汽车炸弹，但无法确定。最终，他们在行动中事先将恐怖分子击毙，但发现停在广场的那辆车里没有炸弹，而是用来占车位，留待另一辆车使用，另一辆车才会用来做汽车炸弹。欧洲法庭做出裁决，在任何情况下杀死恐怖分子都是不正当使用武力的行为。
安德鲁还举了个例子。“2004年，军情五处在代号为RHYME的行动中先发制人打击了一次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主谋者叫迪亨・巴洛特。他被认为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的主谋)亲自选中和亲手栽培的‘基地’组织成员。巴洛特计划用汽罐、炸药和铁钉塞满3辆豪华轿车，将它们在伦敦地下停车场引爆。他还打算在泰晤士河下面运行的地铁上引爆炸弹，计划在伦敦引爆一枚放射性脏弹。当安全部门逮捕他时，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定罪，唯一可能定罪的证据是他电脑里的文件。每一次逮捕恐怖主义分子嫌疑人，军情五处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RHYME行动的证据搜集“是英国安全部门历史上最劳动力密集的行动”。他们检查了300多台电脑，1800张加密的光盘和硬盘。警方找到了600套钥匙，用14个月时间检查了4000多个停车场，以清除可能的炸弹，其中有77个锁可以被开启。最终，巴洛特被判处不低于40年的终生监禁。
军情五处对宗教激进组织的威胁认识比较迟缓。上世纪90年代，英国安全部门认为，宗教恐怖主义只有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才会成为强有力的势力，他们的重点在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直到1996年，军情五处的时任局长里明顿才第一次在美国听到“基地”组织这个词，美国同行对本，拉登的兴趣“让她吓了一跳”。直到1998年8月，“基地”组织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集体自杀性爆炸造成213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军情五处才开始认识到宗教恐怖主义的威胁。2000年，安全部门的防扩散行动小组查获了“基地”组织成员从伦敦获取的发展生化武器的资料，但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圣战者视作一项“宗教义务”。安德鲁说：“军情五处与白厅未能预见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我想，是一代人缺乏远见的后果。就像如今你会看到坐在伦敦地铁里阅读1929年大萧条历史的金融家，这是西方上一代人政策的失误。”回顾军情五处百年，安德鲁引用丘吉尔的话说：“回首看得越远，向前看得越远。”
推荐访问:军情 面纱 百岁 揭开面纱的百岁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百度云 军情五处第一季百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