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纪念:辛亥要谈三个一百年】 辛亥百年纪念酒价格
时间：2020-04-02 07:28: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同舟共进》：在辛亥8O周年、90周年时，您曾一再提出反对“嘉年华式”的纪念。2011年是辛亥1OO周年，您觉得这种现象有改观吗？我们该如何纪念1OO年前的那场革命？ 章开沅：继承辛亥革命遗产，能对辛亥百年进行真正的反思，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2010年以来我就在不断参加各种有关辛亥的纪念活动，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还是比较踏实的。但也不排除打着辛亥百年的旗号搞其他活动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为了发展，不得不利用文化这张“虎皮”。我一直强调，纪念不要一阵风、一阵热。很多官员的做法是，博物馆盖起来了，纪念碑立起来了，政绩已经记上了，过了这阵儿也就不管不问了。庆典不可避免，但通过庆典，我们应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过去100年了，还有未来100年呢?这条路该怎么走呢? 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二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研究这些年出现了过分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向。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提出，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回望辛亥之前一百年，辛亥以来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从大历史里观察辛亥的气度和境界，写出的历史是有局限的，也必然不能完整地认识辛亥的意义和价值。 《同舟共进》：能否详细谈一下您所说的三个一百年？ 章开沅：我特别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为什么不能忽视辛亥之前的100年?因为它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形成、革命纲领形成的基础，是辛亥革命的土壤。没有它，就没有辛亥革命。反过来，前面有了这样的100年，接下来即使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其他革命。 辛亥以前的100年，就是19世纪，是工业革命以后最重要的100年。工业的发展此时已到规范时期了。这100年，生产力的解放、人类文明的更新、全球化的浪潮，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在《民报发刊词》里，孙中山用精警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实际上是指100年等于1000年。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国内小背景下，孙先生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从革命一开始，就立足高远，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利与弊，并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那时并没有谁来委托他思考这些问题，他只是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学习、思考、观察，最后形成政治纲领，这很了不起。我认为辛亥革命提出的纲领，包括三民主义，到现在都有实在的意义。 第二个100年就是辛亥革命到现在的100年。从时间上讲，100年要作为―个整体来研究；从空间上讲，应把两岸四地作为―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看出，辛亥革命有哪些遗产，哪些发扬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负面的；以及如何让辛亥革命的一些好理念、好经验，继续影响今日社会、今日中国。例如台湾，它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民权程度、民主探索是否值得两岸四地思考?再比如香港，它的法治，是否值得两岸四地借鉴? 辛亥革命是达成共识的结果，今日世界、今日中国也需要共识。我认为，文化就是中国两岸四地的最大共识。孙中山的革命历史遗产还存不存在，他所遗留的事业有没有人继续下去，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理念是否还有影响?这些都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不要用党派的观点来左右研究，应该更客观、更超越，把中华文明浓缩为一个整体。 前两个100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但未来的100年是我们的事情、年轻一代的事情。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战争绵延不绝，人类在自我毁灭。如果不惊醒的话，未来100年有什么样的前景，很难说。所以我们不需要一般的纪念、庆祝，需要的是反思、思考：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 完整地看这三个一百年，更感到孙中山的伟大――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百年后我们仍在思考。 《同舟共进》：您刚才提到“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对今日有何启示？ 章开沅：当代最困扰的，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问题，甚至就是国家主义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新的思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南海问题，背后当然有霸权主义，但也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人类整体利益、国际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对此已有很好的表述，那就是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放在一起来考虑。一个民族必须保持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但民族主义不能发展过度，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必然侵犯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且是一个更大的前提。孙先生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融合、处理，很有政治智慧，到现在还是有影响的。 民权主义当然更重要。民权主义实现了吗?没有，但是在前进。把两岸四地的政治情况看一看，是否仍在遵循当年孙先生的这种追求，是否还在继续往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发展?我认为是的。孙先生不是完人，他在当时不可能提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架构来。大陆的问题很复杂，台湾的情况更复杂，但台湾正在探索中。当然，大陆通过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探索，各种空间比以前大多了，但从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程度讲，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障碍要突破。 我只相信一条：民主从来都不是施舍的，都是靠争取得到的。我相信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民权主义即ofthe people、bv the people、forthe people，这of、by、for三个连结词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普适性的。我们的执政者和老百姓，脑袋里面有没有这三个连结词呢?不能说没有，但并不普遍。 民生问题如今已成为世界问题了，在中国也越来越摆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带来的尖锐矛盾，孙中山尽管没有具体方案，但有思路：一是节制资本，一是平均地权。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需要反思。比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砸入4万亿刺激经济――这其中有多少浪费，多少贪污?有时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乱花，结果是满城开挖，四面“开花”。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把百年辛亥办成一个“嘉年华”。 这100年来，成绩大，问题也很多。民主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关必须过。我们要做公民，不仅做中国公民，还要做世界公民。孙中山就是世界公民。没有人民的自觉，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监督，便不能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发展的路上潜藏着很多危机，这不用慧眼就可以看出来。能不能过这道坎儿，就要看政府和老百姓的大智大勇。现在强调“求稳”，但真正的“求稳”也需要政治智慧――不要只盯着眼前一点利益，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个别官员的位子稳，需要的是“求大稳”，国家、社会、民心之稳。我很珍惜我的晚年，我要呐喊到底。 《同舟共进》：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近年来的一个趋势是大家似乎跳过辛亥，热衷于“民国风”、“民国范儿”。您曾亲身经历民国中晚期，能否谈谈您所体会的民国？ 章开沅：辛亥不应该被忽略。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还有五四运动吗?还有后来的北大吗?现在对民国有美化倾向，这可能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我经历过民国，民国时代有些官员甚至知识分子也有腐败，有很多问题并不美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那时的知识分子远没有到卑躬屈膝的地步。那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保住自己的骨气，保住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很严酷的政治环境里面争取民主，争取自由。 《同舟共进》：您提到那时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独立性，本刊正在出一套精华作品系列，其中一册收录几年来《同舟共进》刊出的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书名就叫《文人的骨气和底气》，近日将寄赠您一册，请指教。 章开沅：谢谢，我很期待这本书。辛亥时期，在追求民主共和的路上，有很多报刊勇于发声。现在，《同舟共进》、《南方周末》、新华网等媒体也能够发出真实的声音，这是我们继续民主共和之路必需的声音。圈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1O期。本文由章开沅先生口述，该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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