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中苏经济关系的特征及原由|赫鲁晓夫楼结构图
时间：2020-03-31 07:20: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鉴于冷战的国际形势中苏双方就建立了同盟关系，从而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中苏经济关系在赫鲁晓夫时期明显地呈现出前盛后衰的特征：赫鲁晓夫当政前期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双方经济贸易往来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主要由于冷战形势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在众多方面的祈求具有一致性，到其当政的后期随着双方分歧的出现，这种建立在非正常秩序上的经贸关系也就开始出现危情，最后发展到双方的经济贸易水平的下滑和经贸交往几近终止。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所呈现的特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关键词］ 赫鲁晓夫 中苏经济关系 特征原由
一、赫鲁晓夫时期中苏经济关系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控了苏联。由于冷战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现了由密切到破裂的发展。赫鲁晓夫早期的苏中经济关系的发展承接斯大林时期的发展态势，继续深入，双方的贸易数额和产品种类都大幅度提高，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无论是项目数量和规模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从赫鲁晓夫后期开始，中苏间的贸易逐步萎缩，直至停止。下面就从赫鲁晓夫当政的不同时期的中苏经济贸易来说明这一时期的中苏经济关系的特征及体现。
1.赫鲁晓夫前期的中苏经济关系。
赫鲁晓夫执政后，以帮助中国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契机，苏联给予了中国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同时展开经济贸易，使得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联系更为密切。
“一五”计划于195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完成，由于在计划中所需要实现的任务（仅在1953年一年里，就要改建和新建21冶金和化学工厂，24个大型机械制造厂，24个水力和火力发电厂，铺设600公里以上的铁路道线［1］P378），中国自身大都难于独立完成，需要苏联给予援助，于是中苏于1953年5月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中决定，在1953―1959年间，苏联援建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1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对于这些企业，“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无偿地给制造新产品的技术资料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2］P359-364但这些援助不但规模大，而且千头万绪，再加上中方对“一五”计划的不时修改，使得苏联的援助明显滞后，后来在赫鲁晓夫亲自干预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得以迅速落实和实施，并且还增加了对中国3.5亿―4亿卢布的援助。［3］P1841954年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援华协议。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4］这样，苏联援建中国的前后三批共计156项工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毛泽东也说：“中国人民从苏联人民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5］P308
1956―1957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进一步增多。1956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下列协议：一是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在根据以前一些协定规定建设的156个项目以外，补充建设55个新的工业企业。二是签署了关于修建从兰州经乌鲁木齐进入苏联领土衔接阿克斗卡站的铁路以及组织该铁路直接运输的公报。1956年7月25日，中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56年补充提供货物的议定书。根据议定书，苏联负责向中国提供机床、起重机等货物，中国则向苏联提供硫磺、水银、烧碱等。［6］P19561957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此次会议，苏联愿意承担无偿向中国提供建设水力发电站和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的设计资料和工艺资料等。中国方面则无偿向苏联提供生产某些有色金属以及用天然石料制作耐火材料方面的工艺资料等。［7］这种技术援助实际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是这些技术援助使得工业企业的建设更加顺利和迅速。
“二五”时期，1958年和1959年苏联又先后同中国签订了47项和78项两批共计125项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无线电技术、建筑材料、电力等各个领域。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7000多人，我国也派出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到苏联培训和实习。［1］P383苏联这些援助的费用，由中国方面根据中苏贸易协定以向苏联提供商品的方式进行支付。这些协定的签订，正如《真理报》所报道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次协定的签订是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有效的、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兄弟般互助的新的重要环节。”［8］
与这些援助相伴随的是，双方也展开了密切的经贸活动，并且达到了历史的新的高水平。1954年中苏两国外贸总额比1953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二。据中国外贸部统计，在195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中，苏联的比重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八。［9］P54另外，为了加强经贸活动，双方还签署了加强贸易物资的运输等协议，如1957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国境及其相通河流和湖泊的商船通航协定》，1958年4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这些条约规定，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互相帮助的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通商关系。1958底，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完成1958年相互供货计划和进一步发展贸易的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了贸易谈判。双方商定，苏联在1958年第四季度补充提供货物。同时，在这次谈判中，也就1959年度的双方贸易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商定大幅度地扩大苏中两国的贸易额。由此，1959年的中苏经济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双方议定的相互供货总额高达72亿卢布，远远超过历史上贸易总额较高的1955、1956和1958年3个年份。
2.赫鲁晓夫后期的中苏经济关系。
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国间进出口总额呈直线下降趋势，除通常的商品贸易尚能勉强维持外，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都陆续中止。
从1960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大幅度连年下降，至1962年下降到26.6亿美元，倒退到1954年的水平。受此影响，中苏贸易总额也逐年减少，到1962年下降到7.01亿美元。［1］P387除此之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从1960年开始撕毁合同，撤回苏联专家，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实现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得中苏经济贸易的大幅度滑坡。在1962年中苏贸易中，中国购买苏联的石油产品减少了一百多万吨，机械和设备减少了七千三百万卢布。［9］P248苏中1963年的贸易额比1962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大体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1964年虽然中苏双方就经济贸易问题举行贸易谈判，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两国的贸易额继续下滑。
另外，中苏两国的经济合作规模也在缩小。1962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材料、技术器材和资料总值与1960年相比，从4.28卢布缩减为4100万至4200万卢布，即不到原来的10%。而苏联向中国供货的总额只有3000卢布左右，即相当于1959年水平的5.8%。到1964年为止，有78个由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其中66个项目是由1961年6月19日协定规定的）尚没有完成援建任务。［9］P245
双方在债务方面也发生了矛盾。从1950年起，苏联就给中国进行一系列的贷款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合同的同时，还要求中国按照合同偿还贷款，不再给予延期。如此，中国方面决定千方百计还清外债。在1960―1963年，中国主要以供货方式偿还苏联贷款。到1961年1月1日，中国偿还了贷款总额的约60%，到1964年还清了全部苏联贷款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来偿还的。［10］P57总之，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后期，开始出现了松动，由原来的紧密联系转向疏远、下滑的态势。
二、赫鲁晓夫时期中苏经济关系特征的原由
从整个赫鲁晓夫时期来看，中苏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即双方的经济贸易都是政府制定下的行为；经济贸易目的单一：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或是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双方所进行的贸易商品品种单一，而在贸易过程中中方以初级产品为主，苏方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互补性强：苏联在重工业方面比较发达，提供了中方基本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而又从西方国家无法获得的机械设备等；而中国在双方贸易中向苏联提供能源、原材料是苏联发展经济方面所急需的。中苏经济贸易呈现以上特征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1.冷战形势的发展及苏联对外（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中苏经济关系密切和高度快速发展的外因。赫鲁晓夫上台的之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局势非常紧张，并且开始向其他地区扩展。面对西方阵营的强大压力，在各方面与西方存在一定差距的苏联只有加强自身阵营的团结，综合提升自身阵营的力量才可能与西方阵营形成对抗。为此，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在改变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这除了要取得中国的在两大阵营对抗中的支持外，还因为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国际威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而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取得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二大党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其稳定其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一个重要砝码。正因如此，赫鲁晓夫采取了积极态度发展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给予大力支持，形成了其统治前期的中苏经贸良好发展态势。
2.中苏的意识形态认同与政治体制的相同是中苏经济关系密切和高度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后，它的主要执政理念直接受到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所要实现的目标与苏联也就必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就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走着与苏联基本相同的道路。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11］P487正是由于中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或接近和政治体制的相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基础。赫鲁晓夫当政早期的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既体现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和国家利益双重一致，从而使得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地位在两国的外交舞台中迅速提升。
3.中苏政治经济的共同利益祈求是中苏经济关系在60年代之前顺利发展的直接原因。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当政初期，为了树立起在苏联国内、党内地位和权威，需要中国的支持，特别是波匈事件之后，中国的影响力更加强大，这正是赫鲁晓夫所需要的，由此，赫鲁晓夫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规模，比斯大林时期更加尊重中国的意见，在外交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他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解释为何要不顾苏联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时说：“如果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12］P309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在1954年9月29日到10月12日访华期间，赫鲁晓夫宣布给予中国大量经济援助，并废除斯大林时代在双边经济关系中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件，从而将双方关系推向了最高峰。当然赫鲁晓夫也坦言苏联对中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并不是无私的，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曾回忆说：“我们把加强中国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保证我们东方边界的安全。”［13］P181而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国内的经济形势也非常严峻，这样更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援助。双方的这种利益的祈求，使得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1953―1956年间达到了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史的鼎盛时期。这种双方互赢的关系起到了推动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积极作用。
4.中苏的政见分歧与利益矛盾是导致中苏两经济贸易从6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的直接诱因。中苏两国尽管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并且结为友好同盟，但这并没有也不能掩盖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国家利益的矛盾。就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对国家主权的看重来说，在中苏两国进行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14］，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到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得以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在1958年还在指责斯大林在中国搞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满洲。［15］P167所以，虽然中苏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但并不代表两者没有矛盾，只是这种矛盾还没有彰显到有违国家的真正的根本的利益，所以才没有爆发出来。到了赫鲁晓夫当政的后期，中苏两国分别尝试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两国的分歧逐步升级，以及在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问题上所出现的矛盾，就必然影响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在６０年赫鲁晓夫撤回苏联专家，更加恶化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继而，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就随之恶化。由此可以看出，中苏的政见分歧与利益矛盾是导致中苏两经济贸易从6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的直接诱因。
总之，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关系是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两国的国家利益出现不同的祈求时，就必然会产生矛盾，而对于出现的矛盾如何去化解，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使之处于理智而非感性的状态下，来保持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正常的经济贸易联系，从最大限度的角度去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则是我们认真考虑和对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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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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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2］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3］《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0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4］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J］.历史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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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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