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的主体变化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研究]

　　摘 要：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以若干重大事件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梭伦改革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虽然被称作是民主政治的退步但却为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了全方位夯实；克利斯提尼改革不断完善着雅典的国家机构，推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伯里克利改革完备了民主政治的含义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到公元前５世纪末，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转折，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衰落，最后为马其顿征服，完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解体 。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古雅典民主政治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它的产生与发展直至灭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大约在公元前１３世纪中期，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以协议的方式初步"统一"或联合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建立了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城邦国家初具雏形；他的另一项改革内容就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贵族充任官职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绝不能当官掌权。为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了基础。贵族在政治经济上残酷的压迫贫民，“直至梭伦的时候才改变”。
　　
　　民主政治的奠基
　　
　　提秀斯改革后，雅典建立了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如果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视为一个进程，即民主进程，其开端无疑是梭伦改革。
　　公元前716年，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很大发展，随着商品关系的发展，社会阶级斗争也趋于激化。经济地位提高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要求改变政治上无权的状况，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贵族掠夺农民土地，通过高利贷不断将农民变为债务奴隶，农民与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酝酿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革。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拥有立法大权的执政官。这位身兼任执政官、立法者和“仲裁人”三项任务的不平凡人物，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旨在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部等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状况，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可靠保证的政治组织，这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梭伦颁布"解负令"的最明显的受益者，首先是缺地少地的农民群众：在解除他们因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种至大痛苦的同时，规定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这两条措施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1]使他们成了雅典城邦这个人民集体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生命财产得到一定保障的成员。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梭伦的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公民权是所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基础。因此，在评述梭伦改革的意义时，亚里士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据说，因此群众有了力量。民众既然是表决方面的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
　　梭伦立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确认私有财产在雅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将雅典公民按各人每年收获农作物的数量，划分为4个等级，并且规定不同财产等级的公民拥有不同的政治义务：首先是，根据财产多少担任行政职务和参加不同的兵种；其次，他还规定，没有合法男性后嗣的公民可以自由地处置遗产，不必留给本氏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削弱了强调血缘门第的氏族部落制度和氏族贵族的影响，有利于雅典社会中不同等级、阶级之间在各个领域斗争的开展，促进雅典公民集体的团结。
　　梭伦还根据雅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促进雅典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他高度重视农业，“鼓励农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因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所得的利益多”。[2[同时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规定：如果父亲没有使儿子学会一项手艺，儿子可以不赡养父亲。创造了一种条件，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必须自立谋生，这无疑是保障广大中小所有者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雅典的公民集体长期相对稳定的保证。在古希腊的具体情况下，一个稳固并且可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公民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能够产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民主政治的“补课”
　　
　　梭伦面对的危机使梭伦完全有可能建立起僭政，只是他个人的因素，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过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持工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离职之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离职之后，派别之争依然激烈，结果，最后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庇西特拉图首先建立了以“具有宪法形式”运行国家的政权机构。由于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贵族特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因此庇西特拉图能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人选进入行政机构就可以了。他维护了梭伦所确立的绝大部分政治和法律秩序。因此，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公民大会继续召开，四百人会议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得以扩建；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述；执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照常进行。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开拓进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站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50年前后，雅典的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按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颁布了反怠惰法，责令父母必须使儿子学会某种手艺[3]。发展工商业，使谋生手段多样化，巩固和扩大雅典公民集体中中小所有者的队伍，增强了他们在整个公民集体中的作用。
　　再次，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削弱氏族贵族在各地的传统影响。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他的宗教政策和大兴土木方面。在庇西特拉图当政时以更隆重的方式庆祝雅典娜节，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开始，献给雅典城的雅典娜的大理石雕像数量大大增加；而从公元前534年开始，原来只是在阿提卡的埃列乌特拉伊这样一个小地方庆祝的酒神节，也变成了整个希腊的节日；鼓励崇拜酒神狄奥尼修斯，鼓励崇拜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雅典娜，这些都体现出了庇西特拉图对培植公民精神在宗教层面上的努力。
　　不少学者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改革的中断和反动，是历史的退步。但从庇西特拉图执政时的改革和结果看并非如此，他实际上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是在梭伦退隐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的人物，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了基础[4]。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所开创的雅典民主政治的一次“补课”。
　　
　　民主政治的关键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他的家族统治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终究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此基础上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更加推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尤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重新划分选区。按照地域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选区，从而打乱了户籍，彻底抛弃了血缘关系。
　　这是由于在僭主被推翻之后，氏族贵族不同集团、不同家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明显地演变成了雅典国家不安的根源，并且已经招致斯巴达的武装干涉，另外，经济发展和交往频繁引起了居民的迁徙流动，使得按原来氏族部落组织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已经过时，也很不方便，所以，以地域原则来组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是时代的要求。在克利斯提尼提出改革之前，某些以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原则的措施就存在：如设置舰区等。通过一些改革措施造成了雅典城在阿提卡的中心地位大大加强等等。这些措施都为地域原则代替氏族部落的血缘原则作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克利斯提尼建立了基于村社(德谟斯)的10个地域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血缘部落，又将国家分为30个区，内地、平原、沿海各10区，并以抽签的方式把这些区分给各个地域部落，每个地域部落包括一个内地区、一个平原区及一个沿海区，三个区互不相连，只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时才组织起来。区的基层组织是若干具有政军职能的自治村社，所有公民都应在村社登记。为报答一些异邦人对他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许可若干外邦人和居留雅典的外邦奴隶来入籍坊社，增加了平民人数，贵族势力由此相形见绌”[5]由此可见，克里斯提尼改革既极大的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和影响，又进一步壮大了公民群体，还大大便利了公民积极就近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增强了公民之间的团结，得到了雅典公民大众的支持。
　　克里斯提尼改革不仅扩大公民的群体，而且还发展了公民参政权。孟德斯鸠说过：“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6]因而公民拥有哪些权力，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克里斯提尼时，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十次，全体公民均可参加，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至于克里斯提尼建立的五百人会议，它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外，还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成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关。而且随着整个公民集体政治活动的日趋活跃，五百人会议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与公民大会协调一致的活动，成了雅典民主的突出特色，这个由抽签方法从公民中选出的成员组成的机构，已经初步体现了公民不分贫富轮番参政的原则，使雅典公民能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没有改变，执掌国家大权的仍是氏族贵族反动势力的权力堡垒--贵族会议，因此改革不能构成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志[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成功的，它加速了氏族贵族的灭亡，在雅典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推进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称他是一次革命，改革适应了雅典国家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
　　
　　民主政治的顶峰
　　
　　如果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推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进程，那么伯里克利改革无疑将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顶峰。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不需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伯里克利的突出贡献在于使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从理论到实践更加完备、更加具体、更为实际。处处体现了"主权在民"这一民主制度的精髓。
　　理论方面，伯里克利首次揭示了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认识。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这些论断的核心内容，就是“主权在民”。[8]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与法律面前，不分高低贵贱，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既要行使政治权利，又要担负起法律责任。伯里克利之所以能提出“主权在民”的政治理论，是基于他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充分重视。他曾在一次葬礼上谈到：“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9]由于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强调人的存在意义，他才能在国家各项制度中，体现出对公民独立人格的尊重，并尽可能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作用。
　　在实践方面，伯里克利再次重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多数的决定，“是最后的决断，具有最高的权威”。[10]国家所有公职除十将军委员会外，均由抽签选举产生。为了让贫苦公民能真正参与国家管理，伯里克利下令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津贴制"。打破了以往义务服务于国家的制度，使贫苦公民减少了参政的后顾之忧。为了适应“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特点，必须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为此伯里克利不惜重金，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教育活动。他向公民颁发“观剧津贴”，鼓励公民观赏戏剧，并号召作家大力创作，多出精品，设置优秀剧目奖。在伯里克利的努力下，雅典戏剧繁花似锦，英雄题材、爱国题材、伦理道德题材以及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应有尽有。通过观剧，加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同时也使民众无意间有了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
　　综上所述，可见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达到了顶峰。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伯里克利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所讲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奴隶的任何仁慈与宽容，只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对伯里克利为希腊的文明与进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雅典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优秀的制度。伯里克利对人性的理解与认识是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文艺复兴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民主政治的衰亡
　　
　　古雅典民主政治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转折，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为马其顿征服后，民主政治完成了它解体的过程。
　　公元前５世纪末，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所进行的长达２７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摇撼了希腊城邦原有秩序的基础。”[11]战争双方均受到沉重打击，雅典亦从此陷入危机。
　　首先，战后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城邦的范围，．．．．．．自给自足的城邦再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12]农业和手工业集中趋势严重。奴隶的人数急剧增加，城邦原以公民为居民主体，现在奴隶数量越来越多，大有喧宾夺主之势。随着奴隶人数的增加，土地也日益集中在少数奴隶主手中，出现了拥有数千公顷土地的奴隶主的大农庄。由于土地集中，奴隶主大规模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冲击了小生产者，使自由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这样以来，使得人数众多、地位稳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丧失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游民无产者。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城邦古老的经济基础正处于解体中。
　　其次，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城邦的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中小所有者的破产失地，意味着丧失公民权，这样，体现在公民身份与土地所有者相一致原则基础上的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也被破坏。同时富有公民对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奴役，冷淡了他们对城邦政治的参与热情，城邦政治的政治基础也在失去。
　　第三，就是雇佣兵制的兴起和公民兵制的瓦解。雇佣兵的兴起，加速了城邦的解体，使公民的城邦意识淡薄：人们心目中“一切为城邦” 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公民兵制开始趋于瓦解。公民与公民集体的裂痕扩大，标志着构成城邦基础的公民集体开始瓦解，而民主政治与公民集体的存在休戚相关，公民集体的瓦解也就等于城邦民主政治的衰落。
　　另外，雅典民主制的衰落也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雅典内部已失去和平稳定而处于长期战火之中；北方的马其顿王国趁机兴起，意欲完成对希腊民主世界的征服，这些也都从外部促成了民主政治的瓦解。
　　
　　结语
　　纵观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
　　一、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小奴隶制经济形态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这些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民的特权民主。
　　二、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局限性。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等重要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三、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在提洛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同盟中的各邦进行控制和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同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
　　归很结底，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同时，还应看到，从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看，由城邦形态走向帝国形态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奴隶制更高的发展阶段所要求的，因此，雅典民主政治走向帝制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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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M].北京，高教出版社，1959.32.
　　[3]朱光庭.世界历史名人传谱(古代卷)庇西特拉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7.
　　[4]毕会成.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J].世界史，2002.
　　[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15.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８.
　　[7]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体创立问题的研究[J].世界史，1998.(8).33.
　　[8][9][10]宋惠娟.试评伯里克利的历史作用[J].史学集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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