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大迁移的中国式不安|中国发展快让世界不安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挂出一则吸引人眼球的移民广告,上面是这么说的: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移民这个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有过一次移民热,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被国外的“花花世界”晃得眼花缭乱,于是第一批想“吃螃蟹”的人出去了,他们大多数人是想出国淘金。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又有一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梦想在西方找到渴望中的先进文化和自由精神,基本上移居欧美。
　　迈入新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中国又遭遇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其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社会学家说,移民海外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历史上曾有人类大迁徙现象,不管是留学移民,还是合法移居或非法偷渡,主要的流向都是从较为贫穷的国家流往较为富裕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前,中国人口大量向外迁移的现象不仅正常,也在情理之中。
　　大量人口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移居海外,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治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城市拥堵、就业、医疗、能源危机、分配不公等,还因为理想主义已死,消费时代来临,整个民族遭遇诚信危机,理想主义精神家园迷失,全民空虚、不安、无聊和焦虑。
　　对此,作家阿城却显得淡然。他认为目前这种状况只是过程,很多焦虑会过去。宗教上有个词叫“渡”,渡只是手段,目的地是彼岸,只是渡有渡的好,看上去乱七八糟,却也生机勃勃。
　　面对汹涌的出国潮,面对人才流失和财富流失。专家认为,人口的大量迁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到了一定阶段时产生的客观趋势,“堵不如导”,顺应这种趋势,找出问题的本源,这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改善,各种保障机制的日益完善,海外华人自然会选择归国,由“出国潮”变成“归国潮”。
　　
　　硬币的反面
　　
　　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我国在致力于全民小康的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让一些有能力的人和家庭开始考虑是否要换一个地方生活。移民是天下事、国事,更是影响每个家庭生活的家事。
　　
　　食品,安全的隐患
　　
　　网上有个段子,以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基本概括了被媒体披露的食品安全存在的隐患。“早晨起床,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膳;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蘸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添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
　　听起来触目惊心,这些都是近些年媒体披露过的黑心企业在我们吃的东西上做的文章。改革开放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时至今日,我们有的吃了,却不知道吃什么才是安全的。据人民网报道,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担忧,一些单位、企业纷纷租地种菜形成自供食品基地。
　　但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所有人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因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选择移民海外的人不在少数。
　　
　　饮用水,生命来源的恐慌
　　
　　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官方资料称,我国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像黄河,其干流已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长江,其干流6成的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而淮河,尽管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还最早,到目前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在中国的饮用水当中,饮用水污染成为最危险的人为灾害。自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苯污染事件以来,国内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件,平均2~3天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2007~2009年,太湖、滇池�巢湖蓝藻相继爆发。另外,盐城水源、襄樊自来水“泥水门”事件、内蒙古赤峰饮用水源皆为震动一时的水污染事件。
　　水是生命之源。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造成的水污染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一旦引发则会引起社会性的恐慌。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王鸣鸣认为,“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大气污染,呼吸的焦虑
　　
　　从出生的那天起,呼吸都在自主地进行。可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呼进的空气里都多了些什么?你每天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阴霾的空气直往你的肺里钻,嗓子被刺激得咳嗽,这时候你只想赶紧回到家。根据中国环境保护局的统计,70%的中国人每天都呼吸着未达到安全级别的空气。另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据卫生部监督局公布,我国每年因城市空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超额死亡分别达到17.8万人和11万人。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大气污染造成的生态危害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
　　众所周知,工业排放和汽车尾气是城市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在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开发变得异常重要。但是,企业高管是否真正明了节能减排的意义并采取针对性的企业行动,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悬念。
　　迫于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的“指标”,很多企业只是实现了表面意义上的节能减排,但企业高管意识上的节能减排却没有达标。另外,倡导全民绿色环保,促进自然与人的和谐,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交通,堵心之痛
　　
　　交通拥堵问题造成的出行不便似乎是大城市的通病。坐地铁倒是不堵车,可是高峰时你挤不上去。很多外地人对北京和上海高峰时段的地铁拥挤终身难忘。而且,由于设计的不合理,花在倒地铁上的换乘时间也是相当可观的,有人觉得还没有打车快。但走地面的话,在市内花费一两个小时坐车更是家常便饭。据说,我国目前已投入超2万亿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现象,但收效甚微。
　　富裕了的人们家家都买得起汽车。既想增加税收,又解决不了交通拥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和百姓的权益在交通的问题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拥堵产生的副产品还有废气、噪声、焦虑等因素,对人的身心健康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国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机动车爆炸发展期,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控制措施,不仅仅是交通问题,还影响到国泰民安。就算开再好的车,一样要排列在路上堵着,买车和开车带给人们的便捷越来越微弱。想起在国外开车的享受,两边是美丽的风景,这样的决定逐渐在心里变坚强。
　　
　　高房价,压垮的最后稻草
　　
　　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邢剑君几年前移民美国,之前他卖掉了东城区一个小两居的房子,在美国买了一个两层楼。去年回国,他惊叹于北京的房价,开玩笑说,如果房子这两年才卖,可以在美国买更大的别墅了。
　　目前国内的情况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不可攀,以北、上、广为代表。拿北京来说,通州区的房子都已经到了平均价格2万左右。三环、四环均价近4万。房产新政的重击之下,北京的房产目前正处于滞销状态,但房价仍然没降下来。二线城市以西安、沈阳�长沙�南昌�呼和浩特等城市为代表,面对房产新政的干预,房价不降反升。
　　高房价挤走了来城市发展的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拿北京来说,白领们已经住到了北京市各县城,甚至到了河北燕郊。面对住房压力,无房女的择偶条件也相当务实,要求男方有房才嫁。由此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深层变革。
　　高房价掏空了几代人的口袋,并使买房族终身为奴:透支健康,老无所依,无限制地预支未来。电视剧《蜗居》谈不上多棒,但被如此热捧,就因为搔到了中国刚性需求买房族的痒处。
　　市区动辄四五百万的一套房子,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买到一套真正的HOUSE,带花园又风景优美,这也让很多人心动了。
　　
　　教育,拯救未来的希望
　　
　　很多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然如此了,既然有能力,就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中国人向来如此,为下一代可以无条件付出。
　　现在国内学校全面推进的据说是素质教育,但实际上仍然是“应试教育”。搞升学率,从根本上违背了“寓教于乐”。学生从早学到晚,周六日和假期也被用来补课,用来游戏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非常少。
　　都知道应试教育影响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育,造成自然缺失,并且扼杀他们的创造力。还有一点也令人焦虑: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被课本绑得太紧,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导致学无乐趣,为了父母念书。等到考上了大学,就觉得完成了任务,不会再努力。
　　为什么无法从根本上废除应试教育,原因还是就业问题。虽然现在大学毕业不包分配,可是持有一张名校证书是迅速解决就业、获得机遇的重要敲门砖。
　　西方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了,对教育的重视和众多百年的名校传承到如今有了更成熟完善的发展,人口少,机遇多,真正奉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对国内有条件的家庭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除了以上的焦虑,让我们担心的还有医疗保障�养老�分配不公�城市人口膨胀等问题,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在这里一一详述。衣食住行是人生存之根本,然后才到更高级的精神需求。这其中,大部分根本性的需求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这样的失重让很多人做了“离开”的决定。
　　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让一些有能力的人和家庭开始考虑是否要换一个地方生活。移民是天下事、国事,更是影响每个家庭生活的家事。
　　大气污染严重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拥堵如家常便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
　　
　　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人们看上去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丧失了不少文化传承。人们原本简单的生活形态变得纷繁复杂起来,选择也越来越多。按理说,丰富多彩的生活带给人的是好事,但由此也带来了选择性的焦虑和不能视而不见的攀比。全民焦虑、不安�疲惫�不堪重负,紧迫感如影随形,生怕自己被时代落下。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普遍存在这种中国式的焦虑。他们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巨变,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禁锢,到后来的逐步开放,到近几年的观念急速变化。
　　回顾几十年的成长路,中国知识精英的价值理想,在前半生饱受冲击,备受挑战。从未有一代人要向他们这一代经历如此快捷的社会和观念变革,并要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他们在精神上有着隐形的焦虑。
　　
　　中国式的精神焦虑
　　
　　我们生在一个变革的年代,近两个世纪都是这样走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向来就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指的就是儒教上的一种入世情怀。阿城认为,中国式的焦虑应该从清末,从 “五四”的那一代,在我们的知识精英阶层就开始了。中国自近代至今,经历了无数个坎儿,每遇一个坎儿,中国的知识阶层就会焦虑不安。从文化层面上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个坎儿,当时知识分子想变法,学西方,虽然没学成,但新的知识开始进来,算是振聋发聩的第一声;1919年的“五四”是个坎儿,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普遍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结构。1949年建立共和国是个坎儿,也是全盘西化,只不过唯马列是瞻。这时繁体字简化,整个知识结构全变了,生于共和国后的中国人因此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文化断层从此开始;文革10年,这个坎儿利害,基本上断了传统的“根”。对此,陈丹青说,“文革这一代人是从文化断层里走出来的。”可叹的是,这不断则已,一断就断到现在,足足30年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个坎儿,这不仅是人们观念变革的开始,也是造成后来经济上高速分化的开始。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人或者说胆大的人抓住了机会,掌握了某种社会资源,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一批富人。也正是从此时起,旧的道德和秩序逐渐失范,新的秩序需要时间去建立。我们一度处在道德缺失的年代。
　　
　　理想主义的文化主调
　　
　　80年代的中国以北京为中心,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文化热”,虽然有人损之为“集体青春狂热症”。但当时,人人以谈文化为高尚,比如刘再复讲文学主体性和二重性时有上万人去听。并不像现在的文化学者,被邀请去演讲是要拿出场费的,而你抱着去学习的态度还得花钱买票。
　　那时候的人文学者和他们的“粉丝”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事。用阿城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知识精英们正处十几岁,思想很活跃,他能走上几十里地,翻过几座山,来跟你谈一个问题,完了还约定下一次。”当时知识分子的骨干,也就是现在的知识精英们,以其理想主义的文化主调,激进的自我批判,完全向西方敞开了胸怀。
　　向西方取经的时候,80年代的中国知识阶层同样显得焦虑不安。因为翻译的原因,当时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想流派及纷争涌进中国,知识更新非常快,可谓眼花缭乱,冲击着他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当然,8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处在主流的位置上,既得利益还没有受到威胁,再怎么反思,也是基于知识结构方面的知识分子的焦虑,谈不上有切肤之痛,所以学者查建英认为,那个时段的知识分子的焦虑显得“有点轻飘”。据说王蒙就说过刘索拉的小说是一种吃饱了撑的文学。
　　焦虑,在80年代,只限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层面,还没有普及到全社会。那时候国门才刚刚打开,物质消费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大家拿着体制内的工资,收入都差不多,“大家充满一种解冻期的热情,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是个有理想也有很多幻想的年代。”
　　
　　知识精英边缘化
　　
　　90年代起,全民经商,知识分子也纷纷下海,“金本位”时代到来,消费主义作为新的价值观念和评价尺度取代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著名学者孟繁华如此描述90年代:“金钱和姿色作为首要的条件,使传统的爱情观在顷刻之间塌陷。80年代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舒婷的《致橡树》等理想主义的情爱表达,迅速让位于池莉的《不谈爱情》。为情感而痛苦的时代,为爱情而等待追寻的乌托邦想像,在今天被挤成了3代以上的古人。”
　　全民经商之后接着是全球化,问题比90年代更复杂,不仅仅有经济问题,还有文化层面、价值尺度�人和自然的和谐……还有移民狂潮,令人应接不暇。
　　面对这种社会变革,文化精英们普遍有一种大势已去的无能感和失控感。虽然在物质上,知识精英们生活得不错,基本上都小康了,但那种完全被边缘化了的失落感却从此走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并且挥之不去。
　　知识精英边缘化,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完全沉没于市场和商品化经济的大潮。如果说五四运动和文革涤荡了中国的儒教文化,娱乐年代又将政治领袖和文化英雄赶下了神坛。那么人们现在热衷的是后现代,或者后后现代。这是一个没有神圣感的年代,80年代理想化,浪漫化的宏大叙事完全没有了市场。相反,从平民阶层到白领中产,再到知识阶层,皆热衷于“玩世”和个人自由的表达;热衷于反讽,搞笑和自嘲。然而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又使得这种生活态度过于轻飘无力,喧嚣过后尽是孤独。
　　
　　传统价值观的陨落
　　
　　知识精英被边缘化,理想主义已死,江湖文化占据了中国。
　　《江湖中国》一书作者于阳认为:“混,是江湖文化的价值观。”
　　江湖文化兴起于明朝,蔚然于清末和民国初期。特别是民国,无论是军队,还是政治,还是商业和文化,江湖文化可谓无孔不入,黑白两沾。虽说1949年全国解放,一切封建余孽扫尽,江湖文化渐渐遁入地下。但随着“本金位”时代的到来,江湖文化重现并蔚然成风,整个社会基本上江湖化了。
　　在江湖文化的支配下,人们热衷于经营人际关系,无非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企业到个人,数不清的关系密如蛛网,水渗不透,油滴不进,火烧不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这本是儒教劝大家入世,说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大家应该学学如何应付才能趋利避害。但时至今日,中国儒教文化经“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扫荡迨尽,占据当代中国民间思想的,显然已经不是儒教,而是蜕化了的儒教,即江湖文化。
　　理想主义价值观没落,江湖文化肆行。知识精英们的价值理想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巨变,饱受冲击,备受挑战,如今心力交瘁。
　　知识精英移民海外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从主流到边缘的社会角色替换。“可是在中国即使处于边缘,还是有不安全感。出去反而有安全感,你只需要跟人说真话,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很安心。”阿城承认自己就是这类移居海外知识阶层当中的样板,“原来老处在被看守的、戒备的状态,现在出国了就觉得放心,甚至亲切。无所谓立功建业,也无意打入主流,没人打搅,这儿歇歇挺好。”
　　招聘会上人山人海,就业压力成了毕业生的一块心病。
　　今日明星取代昔日文化英雄,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理想主义已死,娱乐时代来临。
　　全民焦虑、不安�疲惫�不堪重负,紧迫感如影随形,生怕自己被时代落下。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普遍存在这种中国式的焦虑。
　　
　　理想主义者的远征
　　
　　那么,我们想要移民前往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环境优美、福利完备的理想天堂吗?
　　傅柳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也就是洛杉矶。她认为洛杉矶给她的感觉就像在重庆,三面环山,很少有风,一年中有200多天烟雾弥漫。除了西部的洛杉矶,东部的匹兹堡也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伦敦,阴霾常年布满上空,动不动就来一次烟雾事件,死掉好几百人,也是大气严重污染的城市之一。
　　有人把恐怖主义和政治腐败、环境污染并称为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可见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有政治。而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也不仅仅是中国话题,而是全球性的话题。
　　虎妞目前正迫切想办出国移民。但她对出国后是否有安全感并没有把握,她说:“我并不是觉得只有出国了才安全,而是不出去觉得不安全,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已经麻木了,没什么很在乎的了。但非要说点什么,那就是祈求上苍别让坏事落到我后代的身上。因为一旦有事情落到我们头上,就会觉得很无助,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天由命。我老公是跟社会对抗的例子,一辈子了,结果落到孩子身上了,他不敢了。真搭不起,不敢……其实国外安不安全也难说,没地方能够使我有安全感。”
　　虎妞的担心并不多余。移居海外不但会出现文化、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遭遇像国内时遭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拥堵等方面的城市病。另外,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其人身安全性也存在不确定性。
　　或许,当你自以为逃离了中国式的不安,却一脚踏进了身处他国的焦虑。
　　
　　危机四伏,惟有努力修补漏洞
　　
　　哈佛大学的某位学者用“危机”两个字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现状,但他解释道:“我喜欢危机这个中文词,我理解为危是危险,机是机遇。抓住机遇,降低损失,继续前行。”
　　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包括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民生层面等,可以说危机四伏。哪一样都关乎国计民生,哪一样解决不好就会动摇国家的和平根基。面对精英流失和大量的财富外流,政府也心怀忧虑,努力修补政策上的漏洞,力求做到公正利民的同时,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心理的不安,我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在中央房产新政的干预下,北上广高房价的势头基本上被遏制住了,虽然房价还未真正下降,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初步奏效。针对看病难和看病贵,国家于2009年出台了新医改方案,并从中提到,期望2011年医保能涵盖80%~90%的中国人口。到2020年,能够实现基本全民医保。政府首次将改革方案在网上公布,并向全社会征集到了成千上万条意见和建议,这种民主尝试意味着民主的进步。
　　为了缩小城乡差别,政府已经通过具体设施,比如就农村基础设施、浇灌�农村教育�健康�农村养老方面增加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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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走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难不成我们13亿人都离开?大家都走了,谁来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个改革开放敞开胸怀面对世界只有三十多年的国家,面对那些几百年资格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挑战当然不言而喻,可是前者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倡导新儒教,回归传统
　　
　　面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民间也在自觉反思。于丹和易中天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国学,触动了全民的传统精神缺失症,“国学”大热。
　　而在人文学界,新儒学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致力于儒学并不难实现,现在国内的重点大学也都设有儒学研究中心,像掀起的国学热,其实在学术界早有深厚的基础。
　　新儒学大师杜维明认为,“儒教精神中的‘信’的观念对于目前转型中的中国最有指导意义,‘信’,是中国儒教伦理的基本价值,而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
　　从物质到精神,我们要补的东西很多,这样才能真的消除我们心底的各种焦虑,这样也才能真正挽留那些想逃离的人们。请相信,单薄的文化构成即将过去,我们将重构价值观,回归传统,建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家园。
　　
　　追寻孔子儒学智慧从小学生做起,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有望重构。
　　从物质到精神,我们要补的东西很多,这样才能真的消除我们心底的各种焦虑,这样也才能真正挽留那些想逃离的人们。请相信,单薄的文化构成即将过去,我们将重构价值观,回归传统,建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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