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改革 俄国农奴制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

　　摘要：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俄国农奴制度晚至1861年才被宣布废除，原因在于它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是俄国贵族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同时，东正教影响下俄国农民的“好沙皇”观念及农民的生存需要也有助于俄国农奴制度的发展。在俄国历史上，农奴制度是一种弹性的制度，它实现了沙皇政府、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均衡，从而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这种均衡陷阱也是俄国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俄国；农奴制；利益均衡
　　中图分类号：K5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62―05
　　
　　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关于俄国农奴制度，学术界集中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1)俄国农奴制形成于何时?因何形成?如何形成?(2)农奴制废除的原因、过程。(3)农奴制废除的意义和后果，即农奴制的废除与俄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对俄国农奴制度虽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很少有人去研究俄国农奴制长期存在的原因。俄国农奴制度为何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为什么晚至1861年俄国才最终废除农奴制?以上问题决定了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
　　
　　根据社会发展类型来划分，俄国属于动员型发展社会。动员型社会需要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完成某一时期的重大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辽阔的地域与天然的无屏障感易使俄国遭受外敌的入侵。北欧的瑞典人、东方的蒙古人等都曾入侵过俄罗斯。长期发展中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外扩张是历代沙皇制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直至19世纪，沙皇俄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仍然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巩固统治，开疆拓土。因此，俄罗斯必须集中全国的各种力量，才能实现避免外敌入侵、实现对外扩张的目标。农奴制度就成为俄国维持其强大军事力量的主要手段。16、17世纪，俄国政府缺乏以货币支付军人工资的有效手段，也没有足够的能力通过税收手段来提高财政收入。故从16世纪起，作为对贵族服役的报偿，政府赐予贵族土地，并将农奴固定在贵族土地上以提供农耕所必需的劳动力，这一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权，《1649年会议法典》在法律上完成了农民农奴化的过程。从此以后，农民不仅被永远地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世世代代都不能离开自己的主人――地主。同时，贵族在享受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为国家服役。贵族成了沙皇政府中军队和官吏的主要来源，成了沙皇维持统治的主要支柱。沙皇政府正是以农民的农奴化为代价维持着其正常的军事运转。18、19世纪，贵族仍是军队尤其是管理高层的支柱，相应地，农奴制度不仅继续维持，还被进一步强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沙皇政府要保持军事强国地位离不开农奴制度的支撑。
　　农奴制度不仅满足了俄国维持大国军事地位的发展需要，也有助于实现政府发展经济的目标。农奴制度并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最有效的方式，但农奴制下的农业经济不仅养活了农民，剩余产品还养活着贵族、官僚和军队。俄国学者B．H．米罗诺夫的研究表明，由于受主人的严格监督，地主农民比国家农民的工作量更大，质量更高。在俄国，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严重匮乏，人口规模与国土面积极不相称。尽管18世纪俄国人口在持续增长，但领土的扩张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规模。直到19世纪，劳动力仍是俄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资源。因此国家把农奴固定在土地上可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农奴制度不仅解决了俄国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彼得一世将农奴制度扩展到工业生产领域，成千上万的国有农民被分配到矿山、工厂去做工，这些工厂主要生产军需物资和储备物资。实际上，被征用的国有农民变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工厂农奴。例如18世纪俄国的冶金工业就主要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之上。大批劳动力的无偿征用成为近代俄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财政角度来看，农奴制度有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沙皇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引入了人头税。人头税是向除贵族以外的所有社会阶层所征收的一种税收，直到19世纪才废除。为方便人头税的收缴，彼得一世进一步巩固了农奴制，扩大了贵族管理农民的权力。政府不直接从农奴那里征收人头税，而是由贵族负责征收并交给国家。这样一来，只要国家不放松对人头税的控制，贵族也就绝对不会放松对农奴的控制。解放农奴必然意味着贵族自己要承担农奴相应的税赋，因此作为俄国数额最高的一种直接税――人头税是与农奴制交织在一起的。俄国政府的另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是酒税。自18世纪中期以来，酿酒一直由贵族垄断，酿酒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政府要从酒类贸易中获取高额的利润，酿酒所需的原料、酿酒过程必须依赖农奴制下农业劳动的低成本。因此，俄国财政中的两项主要收入都与农奴制度密不可分。
　　从政治的层面来看，农奴制度因其有助于社会稳定而满足了沙皇政府的政治需要。在农奴制存续的整个时期，贵族对农奴的占有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贵族地主负有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责任，难怪尼古拉一世把贵族地主看成是10万名农村警察头子。因此，地主对农奴的控制弥补了俄国政府地方管理上的不足，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有效替代。彼得一世推行的征兵制规定，地主有义务挑选一定数量的人去从军。地主经常将这一权力部分或全部授予村社。这种制度给了村社精英以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可以给村社成员施加压力，将那些不听话的或不服从的村民发配去从军，这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农奴制度从而实现了沙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在俄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沙皇保护贵族的特权地位，贵族则为沙皇服军役和提供兵源；相应地，贵族保护农奴不受外力侵犯，农奴则为贵族种地提供劳役地租。这样，农奴制本身也成为一种保护体制。贵族地主对农奴的保护，在理论上是相互赞同和相互帮助，但实质上是强制与服从。农奴制度典型地体现了俄国社会中潜在的、家长式的权力机制。农奴完全由主人支配，主人完全受沙皇控制。农奴与主人的关系并无法律保障可言。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在经济低度发展和人口相对稀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沙皇政府将农奴制度看成是其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进行对外扩张的有效手段，农奴制度很好地满足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米罗诺夫所言，国家生存的需要使农奴制度成为俄国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核心，也能解释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原因。国家把农奴制作为解决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及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美国学者w．C．富勒也认为，俄国的军事胜利，尤其是19世纪以前的扩张主要取决于诸如专制制度、农奴制度这些表面上落后的制度。 　　
　　二、农奴是俄国贵族存在的基本条件
　　
　　在俄国历史上，贵族一直是沙皇专制统治的阶级支柱，农奴又是贵族存在的基础，国家、贵族和农奴在农奴制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利益协调关系。在这一利益链中，贵族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关于俄国农奴制的起源，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奴制是农民对贵族地主负债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强调政府在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近来有学者指出：“地主使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与国家农奴法逐渐强化的过程相结合，应该是我们认识俄国农奴制形成问题的切入点。”不管农奴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贵族的利益显然在于支持农奴制。在农奴制这一问题上，贵族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仅仅从农奴制度满足了沙皇政府的需要这一层面来解释俄国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显然是不充分的。俄国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也与俄国贵族的利益密切相关。
　　沙皇政府必须依赖贵族这一中介者才能实现其农奴制度收益的最大化。政府给了贵族支配俄国一半农业劳动力的权力，贵族则依托政府所赋予的权力，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般而言，农奴劳动所产生的财富可能不足以使贵族过上他们期望的生活，但农奴劳动是不用付工资的。不需要为劳动者支付工资大大降低了贵族的生产成本，所以农奴制经济直到19世纪对贵族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农奴制度不但可以增加贵族的收入，而且农奴本身又是地主的动产，可以买卖，可以像其它财产一样去做抵押。贵族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就是以农奴而不是土地来做担保的。因此农奴长期以来是贵族财政收入的有效保障。农奴制度除给贵族带来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外，占有农奴在俄国也被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的财产不是根据其占有土地的多寡，而是以占有“魂灵”的数量来计算的。178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颁布的《贵族章程》进一步确认了贵族的特权：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任何机构都不能剥夺贵族的财产权和身份特权。《章程》再次确认了贵族对农奴的占有关系。农奴制度得以进一步延续。农奴制度的发展其实是为了进一步维护贵族的私有财产。
　　此外，在贵族的意识中，贵族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好农民，而农民的义务则是按时纳税、服劳役，服从贵族的统治。这种意识影响了其对农奴制度的态度。从以上分析来看，贵族为沙皇政府服役，而沙皇政府将农奴固定的贵族的土地上，变成贵族的私有财产，农奴制度因而得以不断强化。贵族成了农奴制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沙皇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维护着贵族的特权和地位，而贵族对农奴的控制进一步维护了沙皇政府的利益。“在君主们看来，贵族不仅是专制的可靠支柱，也是全体民众的代表……因而，沙皇把赌注押在贵族身上是一项最为实际、最合情理的举措……”
　　1762年沙皇彼得三世颁布的《贵族自由宣言》取消了贵族的军事服役义务，取消贵族占有土地的条件，使贵族的义务与土地相分离。这一《宣言》的实施不仅裁掉了大批效率低下的贵族，也推动了俄国官僚机构专业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贵族退役之后能有效地管理其地产，参与地方治理。从历史上来看，农奴制度是在贵族终身为国家承担军事等服役义务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贵族的解放意味着农奴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已经被破坏，贵族成了文学家笔下“多余的人”。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国家不需要继续支持农奴制度，但无论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尼古拉一世都缺乏废除农奴制度的勇气和决心。主要原因在于农奴制度依然是保护贵族地主私有财产的有效手段，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农奴要缴纳巨额赎金这一点也说明，沙皇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把维护贵族私有财产放在首位。正因为农奴制度很好地满足了贵族的需求，极大地保护了贵族的私有财产，19世纪的一些自由派贵族，如Ｋ．萨马林，K．卡维林等人虽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想主动解放自己的农奴。兀．且．博博雷金认为，有2/3的贵族反对废除农奴制。卡维林指出，贵族不愿意解放农民，他们消极地对待农民解放问题，为解放农民而心痛。
　　因此，俄国贵族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奴，取决于国家对农奴的强制，沙皇政府依靠贵族，贵族依靠农奴，这就导致出现了一种农奴制下国家、贵族和农奴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关系。18世纪后半期，贵族获得了解放，但贵族是沙皇政府统治的阶级基础这一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在这种背景下，农奴制度已然成了一种稳固的体制。
　　
　　三、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存需要是俄国农奴制度存在的重要因素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俄国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是沙皇政府、贵族和农民三者之间利益均衡的结果这一观点似乎难以让人接受。由于农奴制度的普遍存在，俄国农民长期以来经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农民将自己收成的50％以上都交给了自己的主人和国家。如果以农民一周为主人劳动三天这一平均值计算，再加上繁重的国家义务，可以看出俄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是相当重的。但对于农民来说，农奴制度不仅仅意味着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农奴制度也满足了农民的生存需要，否则农奴制度也不可能长期存在。
　　受东正教思想的影响，沙皇在农民心目中已经圣化。“好沙皇”的观念在农民的心理根深蒂固，以至于像普加乔夫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把自己装扮成沙皇形象来增加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好沙皇”观念的深刻影响下，农民认为，沙皇将土地分给了他们，贵族从中窃取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这种观念对农民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剥削是因为农奴制度本身，而是因为贵族地主从中作梗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农民起义主要针对贵族地主或政府官员，而不是沙皇。其中规模较大的几次农民起义，如1670―1671年斯捷潘・拉辛起义，1707―1708年布拉文起义，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等均未威胁到俄国的中心地带，也未对沙皇政府构成威胁。毫无疑问，政府用军事手段镇压了农民起义，而且相当成功。普加乔夫起义后，整个社会重新归于平静。18、19世纪，沙皇政府军事实力的增强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使农民起义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B．r．里特瓦克指出，16世纪末，在农奴制度已经确立的俄国中部地区，农奴以反对地主的额外剥削或残酷压迫而不是反对农奴制度本身来阻止其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农奴有可能逃到边境，但绝非易事。这种小规模的、非暴力的农民运动是俄国特有的，是农奴对农奴制度做出的“反应”。无疑，这类运动有助于降低剥削水平，改变农奴生存条件。“因此，不论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是小规模的农民运动，对沙皇政府并未构成重大威胁，也没有动摇农奴制度。
　　不想落入“坏地主”之手的思想也影响了农民对农奴制度的态度。在俄国，农奴世代生活在村社之中，村社就是他的世界。村社实行土地定期重分，重分的目的是确保每个农户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封建义务。17、18世纪，土地定期重分已相当普遍。村社 实行连环保，共同负担封建义务。1803年和1847年，农奴有可能通过购买土地而获得自由，但由于贵族的阻挠、资金短缺、信贷机构不足等原因，只有少数农奴抓住了这次机会。少数获得自由的农民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防止自己落入“坏地主”之手。这里有一个农奴拒绝成为自由租佃农的例子。1819年，后来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雅库什金决定解放自己的农奴，想把自己在斯摩棱斯克省一处地产上的土地租给他的农奴耕种。这是农奴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把自己的计划讲给农民听。农民问他：他们将来租种的土地是否属于他们。雅库什金回答说：土地仍属于我，你们只是租种。农民接着说：“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方式(即农奴制)”。并补充说：“我们是你的，但土地是我们的。”这个例子典型地体现了农民如何界定自己与主人的关系。因为雅库什金是一个愿意减低农奴负担的“好地主”，所以他们无意改变这种关系。不仅如此，16、17世纪，俄国农民自愿奴化的现象相当普遍。农民这样做是希望能逃脱一些“坏地主”的残酷剥削，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免受饥荒的威胁。
　　同时，农民的生存需要也是俄国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影响因素。在农奴制发展的历史上，俄国统治阶级一直在尽力保障农民的收益，防止农村出现赤贫现象。当然沙皇这样做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完成封建义务。俄国农奴制与西欧农奴制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的农奴不仅是贵族地主的农奴，还是国家的纳税人。而西欧农民一旦变成地主的农奴，就不再是国家的直接纳税人。为了让农民保有纳税的能力，在灾荒年月，政府和贵族有义务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农民起义或农村中的骚乱既不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不是贵族所希望出现的结果。彼得一世在位时期的一位德国籍大臣奥斯特曼很好地总结了政府对农民政策的动机。“军队对国家来说是必需的，没有军队，国家难以存续。既然如此，就必须考虑作为这一机体灵魂的农民，没有农民，就没有士兵。”
　　俄国军队在边境省份保护农民免受一些强悍民族(如鞑靼人、车臣人)的攻击，保护着农民的正常生活。沙皇政府在新征服一片土地后，往往将部分农民迁居于此，农民在新土地上定居，从事农业耕作，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均衡模式下的“互利”。沙皇政府的领土扩张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农民，农民人口的增多意味着政府收入不断扩大，政府则用收入中的一部分继续支撑着军队。因此，农奴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农民提供了“保护”。这里不是强调农民支持农奴制度，而是说明：农奴制度给农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特别是给了农民如何生存下去的手段，当然农民要为此而承担封建义务和国家义务。对农民来说，生存伦理和风险转移的重要性远大于剥削和“失去自由”所带来的影响。根据霍克的研究，在像坦波夫省等这样一些肥沃黑土地带的农民过得相当富足。他还通过对彼得罗夫斯克村的研究发现，1833―1834年的饥荒时期，农民每个月都能从地主的粮仓那里领到口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乐意在灾荒年月帮助自己的农民。沙皇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地主救助农民。19世纪政府强迫地主建立储备库。因此，在农奴制度下，受东正教和“好沙皇”观念的深刻影响，俄国农民并未对俄国农奴制度的合法性发起挑战。农奴制度在“保护”农民的同时，也延续了自己的存在。
　　综上所述，农奴制满足了俄国社会的各种利益需要，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也是俄国贵族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制度也满足了农民本身的需求。因此，农奴制度在俄国是一种弹性制度，实现了国家、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均衡。虽说农奴制度效率低下，甚至已经过时，但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与这种利益均衡密不可分。俄国人口的增长可能会导致农奴制度出现危机，但沙皇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外扩张解决了人口增长给社会造成的压力。这样，俄国历史上人口是经济发展中的稀缺资源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从而出现了一种美国学者R．R.纳尔逊所称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俄国农奴制度在这种均衡陷阱中得以长期存在。要走出这种陷阱，必须打破这种利益均衡，实现利益重新整合。沙皇政府、贵族与农奴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很难打破这一稳定的结构。在1853―1856年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打破这种均衡的可能性和条件才在俄国社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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