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野下的李清照婚姻解读|李清照赵明诚爱情故事

　　摘要：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幸福婚姻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成为佳话，但事实是否如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呢?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脱离了中国传统认知的西方文化视野下，以英美新批评的“细读”语义之法入手，通过研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得出看似美满的李赵婚姻中，实际上潜藏着汹涌暗潮的结论。
　　关键词：国外汉学；李清照；赵明诚；宇文所安；内心隐秘；细读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60-05
　　
　　李清照和赵明诚的伉俪情深，一直是被公认的事情。直到20世纪60年代，王汝弼先生的《论李清照》(《文史哲》，1962年第2期)，提出异议，才开启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怀疑与探讨。20世纪末，国内学术界以陈祖美先生出版的“李清照作品系列”及相关论文的研究为代表，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进一步认定在看似人人艳羡的李赵婚姻下，却隐藏着赵明诚“纳妾”这个不争的事实，使得李、赵的婚姻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瑕疵。
　　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以长期研究汉学的眼光，立足于西方视野，看到了潜藏在李、赵看似平静幸福的婚姻下汹涌的暗流。
　　宇文所安是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授，自青年时期就读耶鲁大学以来，便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耶鲁大学一直被奉为美国新批评派的重镇，同时也是解构主义批评的要塞，因此，新批评派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在宇文所安的研究中时有体现，如“细读批评语义”“互文性”的运用等，都成为他研究唐诗的重要方法。在对李清照婚姻的解读中，他采用了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通过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解读，从闺怨女子的“内心隐秘”出发，为我们揭开了李、赵美满婚姻的真实面纱。
　　
　　一、从“细读”中看出婚姻的变质
　　
　　“细读”是英美新批评派惯用的手法。“‘细读语义’是英美新批评派贯穿始终、纵横捭阖三十年之久的批评精神和方法。细读，实为‘细评’，指对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评沦，评论者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张力等方面中显示文本的语义。”一直浸润在美国学术界的宇文所安虽致力于汉学研究，但新批评派的方法却对他影响甚大，在他的著作中，“细读”是他喜欢的惯用方法。
　　李清照擅长文学创作，人尽皆知；赵明诚却爱好金石著录，著有《金石录》三十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鬲、�、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作为在词坛上颇有名气的妻子，李清照为丈夫作了《金石录后序》，既有对此书范围的括定，还有夫妻二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李清照为数不多的散文之一，也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第一人称文章。文章的这种性质，对于解读作者内心隐秘是非常有利的。
　　李清照的此篇序文写于赵明诚逝世之后，宁文所安对这篇序文的探讨是从“回忆”入手(the Snares ofMemory)，郑学勤先生将之译为“回忆的引诱”。既为回忆，则是对往日生活的真实再现，加上今日物是人非的感慨，更能在对比中用一种或甜蜜、或悲怆的心情，生动展现历史面貌真实的一面。
　　陈祖美先生曾这样评价李清照：“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之物。”正因为李清照既有大气豪爽的一面，同时又有着女性词人的心思细腻与敏锐触感，所以她的这种性格为后人探索她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媒介。
　　不可否认，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可谓是郎有情妾有意，非常匹配，也确是幸福的，至少在婚姻的开始是这样，这从他们共同研读金石书画即可以看出。“余建中辛巳(按即公元1101年)，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每次赵明诚告假回家，都会买上一些碑文与水果，夫妻二人边吃水果边把玩碑文，各自说出心得体会，在娱乐之中增长学识，在学问之中，夫妻二人齐头并进。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实属不易，故李清照对这一段婚姻一直念念不忘不是没有道理的。
　　良好的兴趣爱好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但当爱好变成了嗜好并沉湎于其中时，人往往要为之受累。赵明诚对金石书画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热忱，这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来支撑。享用的东西可以随时消费掉，而费尽大笔钱财与精力搜集来的书画与古器等却需要付出更大的心血来保存，在南宋时局动荡之际，这些东西的散失无疑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事。司马光《训俭示康》：“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至此，曾经是爱好的事物已经变成奴役主人的负担，单纯收藏、研究的目的已经使主人从“葛天氏之民”变成了“欲求适意，而反取愣傈”。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想象，也偏离了李清照的初衷。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起了新的变化。
　　宇文所安通过研读此序发现：“在婚后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的欢乐看来是单纯的；然而，当他们咀嚼着这些古旧的书画碑文时，赵德父越来越把它们当作一回事了，他过于顶真了，以致失去了原先觅得这些藏品的闲适之情，陷到对荣利的计较里去了，在其中，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令闻广誉。”当越来越多的藏品堆积家中时，这时的情景已经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愣傈。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石书画本来是他们夫妻幸福感情的明证，此时却开始成为夫妻之间出现裂缝的导火线，这正应了郑板桥的那句话“无欲则刚”。本来因爱好而收集来的书画等已经在希望它越来越多的心理下变成了桎梏，收藏人需要为它们寻找存放的地方、并时刻担心它的污损。在此情况下，因省吃俭用而换来的金石书画已经成了收藏者的主人，在本末倒置中造成了夫妻间的问题。故此，李清照“近于作家和学者”的收藏与赵明诚“近于古董家、收藏家”的收藏态度，使得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了缝隙。
　　
　　
　　二、从“人称代词”的转换看出夫妻关系的裂痕
　　
　　英美“新批评派”与形式主义文论一样，都是侧重 从作品的形式入手来考察作品的意义，“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者，但正是因为新批评派对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其它形式主义的特殊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才值得我们给予单独的研究。”可伯拉姆说：“新批评家与众不同的步骤是对作品的详细解释，或者仔细的阅读：详尽精妙地分析一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含混意(或多意)。”新批评派起初对自己派别所起的名字如“本体论批评”“反讽批评”“张力诗学”“文本批评”“客观主义批评”“恃歌语义学批评”“新古典主义批评”，从中也可以看出，它侧重于从文本自身出发，探讨作品的意义，与从作者、读者、文化、社会等角度入手研究是不同的。
　　宇文所安的研究受此影响甚深，他从李清照的这段话中，看出文本中存在的夫妻二人的“我们”与第三人称单数“我”的区别。宇文所安认为，当李清照描写初婚生活时，是没有用人称代词的，因为此时她和丈夫是不分彼此的。但当书库建成时，随着家庭矛盾的出现，人称的问题也开始变得敏感起来。对此，宇文所安是这样解读的：
　　当“我们建造一座书库”时，选用第一人称复数还很自然，也与当时的情境协调。然而，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使用书库的新规矩是出自于她丈夫而不是她自己的手。考虑到他们早期共同生活的那种融洽气氛，我们很愿意把“请钥”理解为“钥匙在我们手里”，但是，“请”字在我们的思维中所强加的力量，以及此情此景的显而易见的性质，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到，“请钥”的意思是“我请他把钥匙给我”。
　　随着越来越多的藏品进入家中，他们专门建造了书库，购置了大橱来存放它们，藏品的地位也从最初量少时的可以伴随着水果、茶水来共同欣赏的物什转而尊贵起来，它们不再会被弄得脏乱不堪，主人一旦发现有污损即会马上揩拭干净，它们有了更高的身分，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而赵明诚则是拥有它们处置权的人，李清照再也不能象以前一样随便地阅览欣赏它们了，如果要如此做的话，必须亲自向钥匙的掌管者赵明诚“请钥”，才能获得打开它们的权利。“余性不耐”，作为大气女子，李清照不愿受此束缚，如果有如此之多的限制，那么枯燥的学术之中何以得寻乐趣?故女主人开始了她自己的行动。宇文所安敏锐地发现：“由于新订的书库规矩，她在家庭中节衣缩食以购买副本，以求随意使用属于她自己的书(在这种情况下，这段文章后半段中所有的‘我们’就都变成了‘我’)。事情也可以是这样：尽管所收的书已经相当齐全，他还在不断地买书用作校勘，在这种情况里，以前带着骄傲说明家庭经济情况，现在则流露出抱怨的情绪来(‘我们’变成了‘他’)。”
　　宇文所安认为，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感情是随着藏品的多少而成反比的。当藏品越来越多时，赵明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无形中冷落了妻子的感受。另一方面，李清照对藏品的喜爱也是因为赵明诚的原因，爱屋及乌。结婚初期是夫妻感情最甜蜜的时期，而此时收集的藏品也成了夫妻之间加深感情的平台，如《金石录后序》中的记载：“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书中自有黄金屋，虽然他们的生活也不时处在忧患困穷状态，但因夫妻间共同的爱好使一切变得有趣味起来，故李清照还表达了愿意终老于书史之乡的想法。但此一时彼一时，当藏品以越来越多的分量占去了丈夫的注意力，并因额外的规矩而成为夫妻间的羁绊时，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宇文所安意识到，李清照的心理已经出现了变化：“李清照没有失去对书的喜爱，但是喜爱发生了变化，其中掺进了顾虑。以前，书只不过是她借以同丈夫演出一些小型爱情剧的舞台。现在，她从书里得到的欢愉同她丈夫这位收藏家的已经不一样了；这似乎与从书里能够读出些什么来有关。她回想到陶潜的《五柳先生传》，声称她读到了这些书的真正价值。同样，她对赵德父的爱也发生了变化，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不易察觉的怨恨和非难的潜流，同由衷的骄傲和恋情掺杂在一起，这是一种强化的不舒适感，加上回忆起在一块儿的更为欢乐的日子，就越发显得压抑。”
　　宇文所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抓住其中人称代词的转换，推导出女主人公心理变化的波折，完成了对其“婚姻神话”的瓦解。李清照虽为“不让须眉”的才女，但首先是一正常女性，有着女子敏感、脆弱的心理。女人，特别是古代女子，把丈夫看得非常重要，在“三从四德”、三妻四妾的年代里，虽然她们无权要求丈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倾注在自己身上，但身为一颇具超前意识的知识女性，内心的失落也是莫可名状的。所以，对文本的解读往往会得出作者书写心理的变化，以此完成对文本内容的诠释。
　　与身为美国汉学家的宇文所安的解读不同，中国学者向来注重“知人论世”，追源溯流还原历史的真实情境，以此来探讨文本下面潜藏的意义。如陈祖美即认为从李清照的这篇《后序》中，可以看出无予嗣的李清照是因为赵明诚有纳妾之举，故心生不满，因此二人的婚姻也并非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毫无瑕疵。
　　在《后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陈祖美据此认为，“这个‘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在于对“分香卖履”典故的考证。“‘分香卖履’，语出《陆机集一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域外馈赠的名贵香料，可以作为遗产分给众妾；至于宫女，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叫她们去学做鞋子卖钱养活自己。后来，此典除了被作为曹操生活简朴的美誉外，还专指人在临终时对其妻妾的恋念之辞。”李清照的学识之博勿庸置疑，而她提到赵明诚“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当不会无故用此典故。故陈祖美推导出：现在看来，《金石录后序》中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绝不仅是指赵明诚没有留下遗嘱，而是说他既没有像当年的曹操那样，对其妻妾留下遗嘱，也包含着因“赵君无嗣”，无须留遗言于儿辈。这样一来，以“分香卖履”代指赵明诚的遗嘱才是恰当的。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正因为她熟知曹操这一遗嘱的具体内涵，借以点明赵明诚遗有妻妾恰到好处。
　　向来被誉为“楷模”的好丈夫赵明诚竟然还曾经纳过妾，此论一出，实在让人非常意外。李清照无嗣是不争的事实，赵明诚逝世之年为四十九岁，说他有纳妾之举也并非不可能，而陈祖美此时举出的例证凿凿，确有说服性的力量。这一点，恰恰也印证了宇文所安的论点，实际上李赵夫妻之间原来美满的婚姻已经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三、从“重点字词”推敲出李、赵婚姻的暗潮汹涌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日：“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
　　这段话中“余意甚恶”的“恶”字，明显看出有一定深意。宇文所安对“余意甚恶”给予了重点关注，“这是一句值得推敲的话，从字面上看，我们有理由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她的忧虑的一种表现(‘我预感到了最糟的事’)；但是，它的习惯用法却暗示出了在他们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我心情很不好’。意识到她自己留下来成了藏品的囚徒。”宇文所安的解释，是从李清照看到赵明诚因为即将赴任而精神熠熠但却未对她和藏品留下任何话语，故“心情很不好”，因为丈夫把她和藏品抛弃在一起，自己就对这些藏品负有责任。果然，赵明诚留下的话也是将重任托付与她。因此，宇文所安再一次意识到，“人们不能不又一次感受到他在人性方面是有欠缺的，这种欠缺迫使李清照在为他的病担忧的同时也要为她自己担忧，迫使她在结束对他去世过程的描写时揉进了控诉的意味。”丈夫生前喜爱收藏的名声与死后留下的大量藏品，不但没为她带来财富与幸福，在分崩离析的社会里，她反而天天要为此担忧受怕，一会儿是“玉壶颁金”之事，使她惶恐不安，想赶快把古器献给朝廷以此表忠心；一会儿又因邻居偷觑而被“穴壁负五簏去”；同时，正因为存有大量藏品而被张汝舟心存不轨，与之恶意结婚备遭羞辱，并成为道学家们耻笑的对象。
　　黄海蓉曾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对中两处文字的重新解读》的文章。黄海蓉在对《金石录后序》的研读中发现两处地方一直存在误读，即“余意甚恶”与“戟手遥应”。黄海蓉认为，四川大学中文系选注《宋文选》将其释之为：“余意甚恶：我的心绪不宁f有觉得不吉祥的意味)。”将“恶”释为音“e”。又“戟手遥应：在远处举起手回答。戟手：举手如戟(古代兵器，有枝刃横出)状，一般形容愤激骂人的样子，这里形容仓皇着急的样子。”并引证杨伯峻《春秋左氏传》对“戟手”的解释：“以左手叉腰右手横指如戟形，今人怒骂时犹有作此状者。”加上追讨赵明诚“缒城宵遁”的失职之咎，得出如此结论：“‘余意甚恶’的‘恶’字就该注音为“wu”，解释为‘讨厌’。而赵明诚也听出了李清照问话中的讥讽之意，因此才会有‘戟手遥应’这种愤愤不平的骂人举动。”
　　笔者以为，黄海蓉此解释欠妥，有牵强附会之意。在当时李、赵作别的情况下，赵明诚身为一才子且与清照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加上又有众多人在身旁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她作出骂人之举，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乃是针对李清照的问话来回答，并提出应对措施的。
　　当然，此时的赵明诚并非是太学生时的赵明诚了，他所犯下的系列事故，如“缒城宵遁”皆是李清照所不能认同的。身为知识女性，她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人格尊严，故当赵明诚又获得了就任的机会，“精神如虎”兴致勃勃地要去上任，并抛下所有的东西无有任何交待就要离去时，笔者以为，“余意甚恶”应释为李清照心里非常不满，故追问他该如何办?赵明诚“戟手遥应”，即以手势辅助话语来说明他的意思，因为后面的话全部是他交待的安排事项，旋即匆匆离去。故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与抱怨已是不争的事实。
　　司马光《训俭示康》：“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赵明诚对金石书画的欲望使他的藏品越来越多，多则不吉，必为主人招致祸端，却没有报应在他身上，反而让一介弱女子李清照去承受这些无端之祸。如没有这些东西，李清照的后半生也不会发生那么多是非。
　　在《金石录后序》结尾部分，李清照举了两个例证，以此来说明因为沉溺于收藏而带来的灾祸与藏品的得艰失易：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从此篇序文最后所提出的结语与劝诫，宇文所安看出了李清照在充满哲理的句子背后，所隐藏的辛酸与凄凉。她含蓄地把丈夫对收藏品的热情比之于梁元帝和隋炀帝的藏书癖，两者都是人们在言及荒淫政府及其可悲下场时经常举到的例证，两者都代表价值的一种招致毁灭的扭曲形态。家庭是国家的缩影。一个人把书的价值置于国家的价值之上，另一个人把他藏品的价值置于他亲人的价值之上，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呢?这是一种并不比其他热情更好的热情，它颠倒了价值的秩序，因而失去了它的人性。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作为一篇赤裸裸的心声独白，经过宇文所安的细致剖析，以一个女人悲哀而伤感的心理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看到了，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赵李伉俪的美满婚姻的打造，展现了人性的弱点。宇文所安对李清照婚姻的解读，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赵、李婚姻生活的真实面貌，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所采用的从“内心隐秘”出发的细读语义式的解读方法，又更接近人的原生态心理感受，说服力颇强。正如张宏生所说，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学者，对于文本阐释的角度也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更符合多元的文化格局。
　　

推荐访问:视野 解读 李清照 他者视野下的李清照婚姻解读 解读不一样的李清照 佛教文化视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