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与巨变【剧变】
时间：2020-03-03 07:35: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1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在这一年发生的标志性、阶段性的事件绝对可以说是对得起这个年份，世界几大主要地缘战略板块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动，足以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足够深远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盘点时事往往都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看，但那样很容易陷入孤立的事件而无法把握整体的规律和脉络。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世界分为美国、欧洲、泛伊斯兰世界、东亚等几个大的地缘战略板块，将分散的事件结合进这些板块的裂变和错动，从而建立一个2011年的较为清晰的国际战略图景。
伊斯兰板块的政治道路之战
如果不考虑2012世界毁灭的谣言，2011年最吸引全世界人类眼球的，就应该算是泛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变革了。这场发端于突尼斯，源自社会底层的革命，无疑带有鲜明的新时代特色，是泛伊斯兰世界在新世纪对发展道路新一轮追求的序幕。就这一轮革命的发展演变而言，代表性的事件是这样几个：先是埃及在位30年的老独裁者穆巴拉克被和平推翻；接着统治了利比亚40年的独裁者卡扎菲被其国民武装反抗，并遭受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武力打击，在苦苦支撑了大半年后终于被击毙，身死权灭；还有就是叙利亚对其民众的抗议采取了空前残酷的武力镇压的手段，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武力威胁。
这些事件就其发端而言都很类似，就是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组织起来抗议独裁政府的统治，而结局各不相同，民众既有和平成功的，也有武力成功的，还有被武力镇压下去的。联系到突尼斯等国的事态，可以说这深刻地反映出整个伊斯兰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知道，整个伊斯兰文明世界在二战后都摆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民族的独立，此后就开始在这个西方现代文明所主宰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道路。最初的探索以土耳其凯莫尔领导的革命为代表，其在一战之后挽回了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危局，将土耳其带上了一条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在军方的强力掌控之下，土耳其一直发展平稳，二战中恪守中立从而逃避了战火，战后加入北约，成为欧洲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盟友，如今人均产值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级别，居于发展中世界的上游，加之人口接近8000万，综合国力颇为不俗。 但是土耳其是突厥人，历史上并非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反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统冶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因此阿拉伯人的先驱和榜样实际上是埃及。二战后，埃及爆发了纳赛尔革命，同样是军方为主导推翻了之前和西方列强关系密切的王朝政权，然后进行社会革命。只不过埃及采取的是相对左倾的道路，将西方控制的产业国有化后模仿苏联模式搞经济，同时为了消灭以色列而全盘克隆了苏联的军队模式。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阿拉伯人发现在军事上他们一再败于以色列之手，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即使是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财富的沙特等海湾国家，也仅仅是富而不发达，无尽财富换来的只是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普通民众从中分到一点福利而已。
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陷入深深的失望，各种思潮都应运而生，比较有影响的首先就是原教旨主义思潮，试图重新在《古兰经》里找到救国治世的明路，典型例子就是伊朗。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世俗政权被推翻，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从此后伊朗几乎反对周边的一切，成为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同时，如同土耳其一样，伊朗也不是阿拉伯人，它是以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多数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对它的敌视远远超过认同。
实际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既不愿意重新让原教旨主义掌控国家，可也不喜欢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念彻底改造国家，于是就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众多的世俗独裁政权，如卡扎菲、萨达姆、阿萨德、穆巴拉克等军事独裁者或是沙特王室等传统统治者，他们手握军政大权，一面镇压极端宗教势力，一面镇压民主派和其它任何反对其独裁权力的人，这成为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等西方国家就长期地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害怕原教旨主义势力借助煽动民众夺权，因而不得不支持这些独裁政府并做了大量幕后交易；另一方面又为此备受国内压力和国际上的诘问，使得其政治形象和主张广受质疑。
而如今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普通民众以twitter和facebook等形式联结起来，很容易将潜藏的政治诉求汇聚成为一股政冶洪流，对统冶者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波民众运动的潮流过后，即使恢复表面的平静，世界也不会再次回到以前的轨道，各国的统治者必须正视如何以新的统治秩序领导国家。在这次伊斯兰世界的变革中，西方国家同样颇为犹疑，因为这些自发的民众很多具有教旨主义倾向，世界不能否定这场运动的民主性及其合理性，但也同样有理由怀疑它究竟会把伊斯兰世界带向何方。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现在的这些事件只是个开始，未来泛伊斯兰文明世界的发展路线之争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谜团。拿利比亚来说，压制社会民众的卡扎菲军事独裁集团被推翻后，未来的利比亚是用现代法律体系来治国，还是以《古兰经》为社会的最终准则?最近其过渡委员会已经有官员放风说要以《古兰经》治国，这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还需拭目以待。
欧洲板块的经济道路转型之惑
如同泛伊斯兰世界的裂变发端于一个小国突尼斯一样，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板块欧洲也从一个南欧小国开始产生裂纹，这个国家就是现在整日占据报纸头版的希腊。希腊人口只有1100多万，即使人均GDP达到了2.6万美元，总产值也不超过3000亿美元，这在GDP总量16万亿美元的欧元区板块中本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但这小国家所患的经济和社会疾病却很有代表性，基本上囊括了欧洲各国的本质困境，它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因此我们看今年以来关于欧洲的消息，不管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信用被降级，又或者是G20峰会讨论欧债危机，这一个又一个占据报纸和电视醒目位置的新闻，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欧洲经济板块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曾几何时，欧元非常风光，自从1999年诞生后，立即就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货币，而尽享欧元所带来的便利的欧元区各国也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得不错。但是欧元的本质问题并未解决，那就是欧元区迄今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远无法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各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交出这个主权国家最核心的权力，而调控经济，显然应该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相辅相成发挥作用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政策只能有一个，你不可能同时既宽松又收紧，但是欧元区各国面临不同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协调这个矛盾呢? 除非欧元区国家都具有一致的经济表现和相同的货币需求一一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就必然总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有时甚至是相反的需求下折中，最终结果就是对谁的经济问题都无法很好地解决。
这一结构性困境在经济普遍繁荣时可能并不明显，可一旦到了经济萧条、债务堆积、大家都要各寻生路时就显露无疑了。此外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欧洲在战后就一直处于出生率逐步下降的趋势中，人口逐渐老化，劳动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福利照顾的人越来越多，必然的结果就是，大家得一起把生活质量下降一点，除非欧洲现在的产业遥遥领先于世界，可以赚取越来越多的超额利润，从而购买外部世界的产品和劳务来填补自身的缺口。
可首先，欧元区迅速扩大后，内部各国的经济素质良莠不齐，与西北欧的先进国家相比，南欧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乃至意大利等国的经济素质并不高，像希腊除了旅游业还有什么产业是技压群芳的?它要想一直享受欧元这世界级货币的好处，它能贡献怎样的竞争力，又愿意付出什么代价?现在的问题就是，希腊人至今不愿意付出这本来就不可避免的代价，他们觉得之前的优裕生活才是应该的，现在要被迫压缩开支、削减福利是阴谋陷害。这样一来，希腊社会政治问题的纠结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第二点，即使是德英法等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其在世界上的产业优势也在逐步削弱。自从上世纪60年代，日本逐渐挤占欧洲制造业的份额后，韩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也都更有活力，而美国则牢牢把持着金融和宇航、软件等高新科技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的优势事实上不但不会强化，反而会有所削弱。那么其所享受的制度及技术红利必然需要主动或被动的削减。总体来说，今年欧洲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欧洲版块向其在未来世界力量格局中合理位置漂移的错动，欧洲将在一系列或大或小的震动中释放出板块的应力，稳定在其劳力和技术可以支撑的高度。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美国和美元。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两个支撑，就好像一艘拥有完整螺旋桨和舵的大船，可以随时调整，力度和效果非欧洲可比。因此可以预测，欧元即使度过这次危机，其地位也将遭到削弱，美元虽然自身问题多多，但指望以欧元取而代之是更不现实的。
美国板块内部军事和经济方向之争
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已经习惯了美国经济同“危机”二字时时相伴，今年以来最为人所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两党关于债务违约问题的争吵，虽然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也着实让人擦了把冷汗。但这也造成了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主权评级降级，与之相应的还有美国多个州的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等利空消息，这些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出了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美国至今GDP也只是增幅微小而非百业萧条，失业率上升了几个百分点，但其民间企业，尤其是一些高端制造业的活力和盈利状况其实相当好，过分夸大美国的困难是无益的甚至是危险的，那会让人错判形势。
一直以来，和其它几个地缘战略板块不同，美国人在自身大方向上一直很坚定，维持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绝不含糊，对自己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也从未有大的动摇。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各方势力还是在具体的路线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并且矛盾相当尖锐。共和党一贯主张对富人减税，以保持投资的力度和经济的活力，同时让政府瘦身，压缩政府预算，就算由此产生巨额赤字也在所不惜。而民主党则希望能让富人多交点税，同时给中下层百姓提供更多的福利。这个矛盾说到底，关系到美国未来治国方略的大方向，可以预见，今后几年美国国内还会继续激烈争夺路线的主导权，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各方围绕这个问题的博弈将更趋白热化。而正是因为美国两党都把经济作为主战场，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因此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的负面信息和评论实际上都是产自美国自己，是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性的，这些信息往往会淹没掉美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好转的信息。
而在军事方面，美国自从进入21世纪后就一直为一个问题颇为踌躇，那就是如何界定现实威胁与潜在威胁、长远威胁与近期威胁、主要威胁与次要威胁，并据此分配国防资源，同时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以及压倒性军事优势。具体来说，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自然属于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美军发动了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在这场低烈度的持续军事行动中，美军所大规模采购和运用的装备是步枪、机枪、防地雷反伏击车等，而不是隐身战机、空天防御体系、海军特混舰队、核潜艇力量以及构想中的非接触的高技术网络战。
军队投身于这样的作战持续2、3年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就会在军队和国家内部引起路线之争，也就是军队建设应该以何为重点，是治安型部队的相应作战能力，还是为了应付未来更加强大、先进、均衡的对手而发展高端作战力量。这种左右为难和艰难权衡不时反映在各种流露出的信息中，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新闻：美国增兵阿富汗，加强对塔利班的打击力度以及对阿富汗新军的培训规模；美国特种部队突入巴基斯坦击毙了其头号仇人本・拉登；美国海豹突击队由于直升机被击落而损兵折将；中国J-20隐身战机验证机试飞成功，引起美国政府关注；美国开始坚定地推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每年2艘的建造计划(之前是每年1艘)；F-35战机研发计划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美军大力加强关岛的军事基地等。这些新闻反映的，是美军一方面试图尽快取得反恐战争的决定性成果，因此加强了相应的资源投入，可同时又试图尽快结束这场低烈度战争，或者至少大幅度地减小其规模，从而尽快地将国防资源转回到传统领域，增强其应对传统战争对手的能力。当然，这个对手主要无非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军力各具特色，其中俄罗斯的常规军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失去了挑战美国的能力，虽然它的新一代T-50战机迄今已经试飞了100多架次，并且在航展上进行了激情表演，但这些技术不足以撼动美国的压倒优势地位，其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更是保持在国际军火市场的竞争力。俄罗斯在整体上继承苏联红色帝国的精华在于核力量，而其现在所着力建构的也正在于此。因此我们看到，在2011年里，俄罗斯继续在艰难而坚定地着推进“圆锤”潜基核导弹等项目，力求维持其核威慑的东亚板块的结构性变革之门
东亚地区这个自古以来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板块，现在正处于自身的战略转折期。这个板块所呈现的形态就历史常态来讲是很简单的，就是中华中央帝国及其周边朝贡体系，当然，日本一直是这个体系之外的独立力量。进入近代后，随着日本的崛起以及战后美国势力 的进入，东亚分裂为东部在美国主导下，由日韩和台湾组成的海洋势力板块，以及西部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加上北朝鲜组成的大陆板块。在战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陆板块一直在试图加强自己的军事政治地位以谋求安全，而海洋板块则在美国的军力庇护下发展经济。但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压缩军备，开始提升自己经济的素质和实力，而日本则在80年代后期达到其发展的顶点，百尺竿头难以更上一步。那么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着自身国家战略的某些极限，而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结构性升级的门槛。先看经济，今年我们看到了许多经济相关的重大新闻。比如国家收紧银根连续十几次提高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以回收流动性；出台限购令以打压房地产；出台重大产业的发展扶植政策等，这些新闻在显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速增长建立在这样一个循环之上：国家压缩社会消费能力，汲取社会资源，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扩大再生产，过剩的产能则以高速增加的出口来消化，而出口的竞争力也恰恰是依赖于压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劳动者的收入)，这样一个循环体系是环环相扣的，依靠这个体系我们迅速实现了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积累，建起了高标准的高楼大厦和公路机场，但同时也伴随着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缓慢和生活压力的日益加大。在未来，这样的模式不可能继续下去，国际市场不可能无限地容纳中国日益膨胀的过剩产能，而本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环境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承受代价。因此，中国的领导者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和进行经济结构升级的任务，但这必将面对中国已经固化的利益集团和结构的阻碍，这个转变的成败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
再看军事，中国今年在这方面是好戏不断，先是年初被认为是中国未来隐身战斗机原型的J-20验证机首飞成功，随后中国第一艘改造航母下水测试，此外还有配套舰载机的研制进展，察打一体化无人机的亮相，联系到此前几年里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和反卫星试验等信息，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军力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从建国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漫长时间里，中国的军力都是一支近乎纯粹的防御性力量：空军是一支规模庞大的、由歼6、歼7等设备简陋的战机，围绕地面雷达组成的国土防空力量，海军是一些围绕对舰攻击而防空反潜极其薄弱的近岸防御性力量；而一直被视为主力的陆军，也主要是以本土作战的步兵部队为主，现代后勤能力薄弱，缺乏陆航、装甲、伴随防空、电子战等合成力量。这样一支军队进行国土防御还能胜任，但进行远征作战的能力就严重不足了。
而如今我们看到，中国主战武器的“腿”越来越长，设备越来越完善，离开国境线、领海线，独立执行任务日益成为现实性的存在，中国海军远赴亚丁湾的新闻背后，就是中国军队能力的深刻转变。那么，随着军队建设的日新月异，中国正在踏入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领域。强悍如美国这样，可以随时在全球投送武力，需要整个军队都保持很高的战备状态和庞大完备的后勤体系，对国家财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要求都非同寻常。未来，中国军队的建设和使用即使不需要同美军完全一样，也必然向其靠拢。那么如何把握好军备建设的转型，让其增加中国的安全，而不是引起邻国的疑惧，激起军备竞赛反而损害国家战略安全，就成为是一门艺术和学问，需要中国的领导集体逐渐摸索和把握。
说完中国再看日本，日本的经济结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定型，也就是高端与精益制造业的大国，再往上走，成为美国那样的国际贸易与储备货币提供者、世界金融中心、尖端技术领跑者和产业升级火车头的角色，日本是没有能力去顶替的。因此日本这20年来一直徘徊在自己的“台地”上，想上上不去，而山坡下的竞争者却越来越近。同时，日本国防安全的脆弱性也日益显现，年初日本的地震和海啸虽然是场自然灾害，但却很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日本由于能源匮乏曾经大力发展核电站，但是这次海啸表明，一个被摧毁的核电站比一枚核弹还要危险，因为它的核物质储量过于巨大，造成的核沾染区可能会使一个小国无法承受。那么面对着不断寻求远程导弹的北朝鲜，以及已经掌握强大导弹力量的中国，日本近几年开始调整其军力结构，加强与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力求保障其基本的安全。
总的来看，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里，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国家战略转型的严峻挑战，谁能更准确、更及时地对外界改变作出反应，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加以应对，谁就能率先摆脱困境，重新占据战略竞争的有利地位，在这已经开始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世界竞争将在经济危机中前行，大戏才刚开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