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的骗税风气】 汕头骗税
时间：2020-02-21 10:4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99年7月1日，为刺激出口，国家一年内第二次提高一般贸易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当天深圳口岸各海关即发现，服装、陶瓷、电子等高退税率商品的出口报关数量骤增。文锦渡海关报告说，以往每天办理电子产品出口报关单数通常在20票左右，当天激增至68票。觉察到情况反常的文锦渡海关立即采取措施，从7月2日起严格审核单证，逐票查验，当天就查出有两票货物多报少出，14票货物因质量问题被退场。见此情形，货主们纷纷要求退单。
据海关人士向记者介绍，进出口贸易中，寻找货源、客户、签约等程序需要一段时间，要完全反映出外贸政策变化至少要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但深圳海关的当月服装出口值比6月增长了一半多，而且调高退税率前后货物报价相差悬殊，明显偏离市场正常水平，“可以肯定是骗取出口退税的活动抬头”。来自广东海关分署的历史资料显示，1999年的1月至10月，广东地区共查获出口骗税案件490宗，案值6990万元，其中仅7至10月份就查获376宗，案值5862万元。
广西海关也发现，广西历年化妆品出口极少，1998年1～8月全区化妆品出口仅为3万美元，而自从1998年底开始出口退税之后，仅防城港1999年1～7月的化妆品出口额就是此统计数的390倍。而且出口价格奇高，一般贸易出口的化妆品价格平均单价为132.6美元/公斤，个别唇用化妆品的出口成交价更高达410美元/公斤，比从香港进口的欧美名牌化妆品还要高4倍多。这些化妆品的货源地标明是“汕头”的占62.5%，标明“揭阳”的占37.5%。
海关反映的情况被迅速传递给有关方面，来自汕头的举报信也被直接送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纪委。
“807工作组”掀开了触目惊心的罪恶。工作组在汕头的潮阳、揭阳的普宁两个市检查的1000多家企业，72%属于没有任何生产能力，没有厂房设备和人员，也没有资金的虚假企业，但它们每年能向外贸企业虚开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增值税发票。汕头众大律师事务所主任蔡�律师告诉记者，他代理的两起骗税案案值都上亿元，而按照1996年人大通过的一个关于惩治公司犯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司法解释，只要给国家造成损失达到50万元以上，就要考虑死刑量刑。蔡律师的两个当事人，两个大字不识多少的农民，一个被判处死刑，另一个因为有立功表现而从轻被判无期徒刑。
“在骗取出口退税中，虚开增值税发票是首要的环节。”据蔡�律师介绍，只有出具增值税发票，才能证明出口企业确实购买了货物。在出口交纳关税时，这笔税款可以抵扣，由于有进出口权的企业购买的大量生产原料货品都没有开具发票，因此给这些企业开假发票就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赚钱买卖。工作组在潮阳铜盂镇检查时发现，镇国税所一名干部开的一家酒店，租给37家“三无”公司，全部干着虚开发票的生意。
“汕头有一句俗话，叫没有三天好生意，一旦有人靠给人虚开发票赚了钱，马上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学，没人考虑这生意合不合法，好不好做。”蔡�说，刚开始的时候虚开发票可以收取票面金额10%的手续费，然后是6个点、5个点，到最后大家都在做，中间的赚头连1个百分点都不到了，“现在集中被打击的都是1999年以来的虚开发票，事实上这些人自己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或许正是利润越来越低，靠开发票赚钱的公司愈发疯狂起来。潮阳的一家企业，仅被专案组收缴的虚开发票，就装了三辆军用卡车。更有人嫌从税务所领取的发票太少，干脆自己生产或购买假发票。潮汕一带向来是制造伪钞猖獗的地方，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当地制造的假增值税发票可以骗过国防科工委的专门仪器。这种说法可能未免夸张，但中国造币总公司的专家南下鉴定后确实发现，全部11万份发票中有8万多份是假的，从一个镇搜出的几麻袋假发票，号码竟然一样，把专家看得心惊肉跳。在法庭取证时，假增值税发票也是用麻袋装来的。
有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骗税者还需要另外的“两单一票”：海关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商品确实出口了，外汇管理部门的“出口收汇核销单”――证明收到外商汇来外汇货款，以及为获得出口退税而先向税务部门预缴40%退税税款的专用税票。这是国家为增加骗税者的骗税成本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但是重重制度关卡，被骗税者一条龙式的作业而轻易攻破。在出口报关单上的手法最是精彩：有少报多出，有以次充好，申报的是文胸，装的是烂布头；申报的是耳机，实际却是成集装箱的石头。有的像厦门走私案那样用金钱铺路买通海关各道检查，有的干脆连海关都不去，直接伪造海关出具的报关单上的退税联。更有狡猾者按照正常手续出关后，再从其他渠道运回来，然后再次报关出口，同一批货物多次出口多次申请退税。蔡�所经手的一件案子，一批手表被这样在汕头和香港之间转了27次，1万只手表变成了27万只。
而对付国家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的操作手段，汕头市长李春洪的描述应该是最权威的：“潮阳一部分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潮阳的地下钱庄，把钱汇到新疆伊犁，伊犁有关人员从银行把这些钱提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黑市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作为骗税分子下次骗取出口收汇单证的资金来源，形成洗黑钱链条。”
在采访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既然出口退税的制度有这些漏洞可以被骗税者所乘，而退税的本意是为了鼓励出口，并避免出口商品在国内和国外双重征税而价格提高，丧失国际竞争力，那为什么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采取不征不退的办法，既达到目的又减少了繁杂而薄弱的中间环节？汕头市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一语道破天机：现行税务制度对地方政府有好处，对出口企业的征税75%上缴国家财政，另外25%归地方，而退税完全由国家财政拿钱，像潮阳这样的地方，来自出口的税收占地税的60%。
“这种现实直接导致了很多地方政府对骗税视若不见，或者干脆把骗税当成民富和地方发展的途径。”汕头大众律师事务所的刘文深律师认为，毋庸回避的是，在潮汕骗税案中，“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他代理的一名镇税务所副所长正在等待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那个镇一年实际的税源不过二三十万元，而市局下达的任务是不少于210万。”同样，各市、镇的财税收支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而增值税如有超额部分则可以市镇两级四、六分成。
这个时候，骗税变成了比实业创税更为直截了当的捷径，骗税额越大，对当地的税收“贡献”也就越大。记者被告知，一些乡镇政府甚至安排贷款给骗税企业，帮助这些“三无企业”攻破最后一道防线――预缴40%退税税款。对当地税务部门来说，从本身没有任何产值、也不需要交税的三无企业来的这笔预缴税款，保证了税收任务超额完成，惟有国家需要为这些空手套白狼的大餐付出巨额账单。潮阳市原国税局局长林伟琏适时推行的土政策“即征即退”也广受欢迎――这位局长因涉嫌受贿合计10多万元、为骗税者提供方便严重失职而正在接受刑事审判。
与厦门远华走私案相比，汕头骗税案并没有一个集中而惊人的犯罪故事，没有手眼通天的中心人物，没有盘根错节的高官腐败。尽管也有一批基层政府官员和来自税务、工商、海关、银行、外汇、财政、外经贸等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落马，但汕头骗税案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涉及的面更广泛，更难以清查，其累计起来的涉案数额可能比远华案还要大。如果说疯狂走私石油、汽车的远华案卷进了成片的政府官员，与当地市民并没有多少关系，汕头的骗税分子则来自各个阶层。据国务院出口退税工作调研组副组长徐建军介绍，其中有人大代表，有国企老总，有私营业主和农民，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以及妇女和老人。按照新华社的说法，骗税在潮汕地区令人发指的流行，让久经沙场的办案人员也震惊不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这么明目张胆的经济犯罪，骗税已经成为当地一种社会风气，是公开的秘密――在潮汕这个地方，在汕头这座城市，它甚至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参与的行业。
谴责犯罪是容易的，但受命于危难的新任潮阳市委书记李楚平有一句已经在潮阳各级领导中流传的名言：“今天你不杀鸡，明天就会变成鸡。”
“我的观点是，假如只是某些个别现象，那是个人的品质或管理上有点问题，但凡一种现象是普遍的、大面积的，这都是体制上、结构上出了问题。”李春洪对记者说，现在汕头出现的问题是普遍的，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只不过我们这里更严重，更集中，暴露得更充分而已。”
“我觉得我不是推卸责任，为汕头、为潮阳开脱，而是从客观事实的分析。”李春洪强调说，现在汕头整治的力度很大，把骗税团伙的链条挖出来不少，打碎了不少，“但这是高压态势，如果不是在根本上下工夫，我看仍会有一定的反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