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史观与回忆录的写作 回忆录写作
时间：2020-02-17 07:28: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顾名思义，回忆录是作者个人经历的回顾，无论是沉吟独语，还是宏大叙事；无论是以正入手，还是从侧旁及，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重在亲历，尤重真实。而从读者来说，读回忆录，不仅想从亲历者中见历史的真实，更想从真实中解作者的态度和见解。
可是，回忆录读多了就会发现，大多数作者只偏重亲历，至于真实与否，与写作时的环境要求、同样场景的亲历者是否在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了纠偏历史和拨乱反正的需要，彼时的回忆录，个人经历竟只是宏大历史叙事的陪衬，或引线，作者刻意与“从一个胜利走向胜利”的宏大历史融合在一起。90年代之后及今，随着国家威权史观的逐步解构，回忆录写作范式也有所改变：宏大叙事退隐，个人亲历为重。这是好事，可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作者在回忆往事涉及历次政治运动时，却又只说如何走麦城怎么挨整，至于在历史大潮裹挟下曾经彷徨甚至也是整人的参与者的“过关斩将”的历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复杂而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翻饼，烙饼”，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当过整人与被整的双重角色，只是不同角色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及后果各有不同而已，则基本消失，更不要说应有的反思。
显然，这两种回忆录的写作，给人的观感是：不可全信，但可以理解。因为有选择地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对在历史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不掩饰地、彻底地反思者，毕竟是少数。
与前所述相比，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则不同，不仅遵循了“重在亲历，尤重真实”的主题，于人于己，没有矫饰，而且有见解。
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与邓小平、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1949年后，先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其主编的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里程碑。
作为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李新自然精通学术研究的规则：求真求实；而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他却有着太多的禁忌。历史事实本身与威权史观下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要求，常常纠缠着他，使他左右为难，以至于这本回忆录也是分两次才写完的：先出版现实政治所允许的，再接着写准备若干年以后可以出版的内容。他去世4年后，作为史家的预见性得以满足：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完整的版本。
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李新的“重在亲历，尤重真实”的回忆录中，为“正史”找到诸多的注脚，而我阅读全书后，不免联想到今天的种种。国家威权史观虽然在逐步解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获得了更多的评说空间，但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也或多或少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这些条条框框不打破，李新所遭遇的尴尬，还会延续；回忆录的写作，依然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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