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乌托邦的本质是残酷]乌托邦小说
时间：2020-02-14 07:31: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春尽江南》 格非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 ¥35.00 切中我们时代的精神痛症 2005年，我作为记者去采访格非的《人面桃花》。那是他 “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部。
作为功课，他读了不下三十部宋元以来的江浙方志，做了许多笔记，甚至写了写古诗。他说，“一开始写‘地理’，这个地方的河流、山脉；第二写‘气候’，风花雨雪；接下来是‘物产’，出产什么东西；接下来写‘人物’，下面还有‘灾祥’，再下面有‘杂传’。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方志”这样的形式。”
据他说《人面桃花》最初的动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格非阅读了法兰克福学派，莫尔的《乌托邦》，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蓝图，他发现，只要想去实现这个桃花源，社会就会出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
“但人类社会还是需要梦想。”曾经的先锋作家格非对乌托邦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导致他早期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都有一种梦幻的色彩。他写了很多的梦，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那些执着于梦想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疯子，被命运戏弄。
《人面桃花》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故事。主人公陆秀米原本是官家小姐，读私塾，通诗韵，美丽，优雅。爱上了革命党人张季元，因为这样的柏拉图式爱情，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革命的梦，在旧旧的色彩和时间的霉气中湮开。“所谓的人间桃源，只不过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到头来给自己掘出一个坟墓”。
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八年抗战，国共内战，到了解放后，乌托邦的故事又如何蜕变呢？《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来自上海的女秘书姚佩佩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的爱情悲剧。秀米的生和死尚存诗意，而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爱情只是在政治/性别角斗中的失败者，景况愈发残酷、悲凉。
作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则对准了近20年来中国的精神现实。主人公谭端午是梅城县长谭功达的儿子，他代表了一群小知识分子，不得志，性格软弱，中庸，在当下生活中无所适从。
这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批人的悲剧。他们曾经是最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活得飘飘欲仙，时局巨变，瞬间跌入低谷，再清醒过来，身边的人早已经开始纷纷投身赚大钱。新世纪迅猛来临，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充满诱惑，他们却仿佛一下成了失败者。谭端午有一种类似于老庄无为的处世哲学。 “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
在《春尽江南》里，格非热衷于对人的分类。殖民者把人分为“文明”与“野蛮”；当代中国把人分为“穷人”和“富人”；布莱希特把人分为“好人”和“非好人”；端午母亲把人分为“老实人”和“随机应变的人”；元庆把人分为“正常人”和“精神病”；宋蕙莲把人分为“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庞家玉把人分为“死人”和“活死人”，然后又把“死人”分为“死亡一次的人”（身死）和“死亡两次的人”（身死和名死）；端午把人分为“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绿珠把人分为“人”和“非人”；冯延鹤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
现代生活和物欲，造成人的畸变。而在这样的国度里，真正的问题不能被真正谈及。即便是那些持有异见者，他们大多数人的结伴抱团排除异己，和沾沾自喜的信息复制狂轰滥炸，也都仍然是一样的动物性狂欢。你感觉不到其中任何一个人会爱，也感觉他们并无审美。但这也并非他们本身的过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一直在被剥夺感知爱和美的权利。
格非承认自己笔下的梦越来越少，而乌托邦更是他不愿意提及的一个词。所谓的乌托邦，只是一个虚妄的梦境，随着残酷的时间，一点点沉沦、委顿。最后，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现代主义、资本主义机制下的现代社会，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骗局。他发现现实有多么吊诡：所有圈地的老板，都在谈论乌托邦。到了《春尽江南》，乌托邦的化身“花家舍”变成了怀旧游赏地加色情场所。他这么对我说，“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了之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道德。”
其实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爱的消亡，诗人之死，世界交战，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房产泡沫，剩女剩男，网络艳照，出轨偷欢。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而格非只用淡淡的笔触缓缓写来，不轻不重。
格非曾经在诸多场合谈及“失败”：“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也许他对于失败的理解有些暧昧不清，从小说和访谈里，能读出他的悲悯、嘲讽、无奈和悲观的底子。
书摘
招隐寺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霍霍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地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的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了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5点20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是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前两部，从民国，写到1960年代。而《春尽江南》的故事，则接续着时间脉络，从1980年代末开始
《人面桃花》
格非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山河入梦》
格非 著
作家出版社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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