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图书部 西南联大 清华
时间：2019-05-19 03:24: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即清华图书部。它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历史合理性，不仅为西南联大图书馆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而且为战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复建积蓄了力量。
关键词：西南联大 图书部 清华大学图书馆
2011年3月，笔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二层小房间里，意外地发现了两把尘封72年的钥匙，从钥匙所附文字得知，这是“北碚清华大学图书储藏室钥匙”，使用于1939年。这两把锈迹斑斑的钥匙，让笔者重新对这段历史发生了兴趣。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处于怎样的状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这一时期的探索，有助于厘清清华百年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变成了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一部分。近期笔者钩稽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存在着，即清华图书部。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为什么清华还要搞自己的图书小金库?笔者认为，清华图书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历史合理性，它既显示清华人慷慨的气度，又有自己独立的做法。在“烽火连天、弦歌未辍”的西南联大时期，它为联大的师生获取知识，开展教学科研，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为战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历史背景：从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到清华图书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而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有很大的自治度。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日本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渐猖獗。鉴于华北时局动荡，清华遂在长沙开始建房设置分校。
1935年11月，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于几个夜间，秘密南运好几列车的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计“四百余箱”，暂存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可以随时运往新校。朱自清先生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指导了图书装箱南运的工作。有诗为注：“图书馆里的灯火辉煌照耀，千万卷藏书都在发抖。它们从钢铁的架子，樟木的架子，往四处走；走进人的怀抱，走上大理石的阶，走下楼。箱子的搬动声，钉锤的响，汽车的喘息，北风在窗外吼。这是文学院的书箱，这是法学院的；理工的，那边有。你背着手走来了，是那么严肃而忧愁。这是善本，这是图谱，多加一层油纸，卫生球够不够?”
在这批图书中，最珍贵的当属清华馆藏全部宋元版书，雍正本《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以及众多县志，共计古籍6660种，9692函，12764册，是当时馆藏古籍的精华。
1937年后，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清华园里不能进行正常的读书学习了，学校当局开始谋划学校南迁事宜，清华图书馆人也在紧张地筹划着，将图书馆的书籍向当时的大后方——中国的南部地区搬迁。
1937年7月，“七七事变”数日后，平津交通断绝。当时正值暑假期间，馆中职员一半都在休假中。时局未定，在图书馆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图书馆进行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期间，图书馆员将本馆及各系预装的图书仪器50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复谋续运。1937年8月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强占校舍，公物不能带出，多次交涉无效。当时馆中所藏中西文图书、期刊，与杨氏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者，不下数十万册，忍痛割舍。幸好在1936年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方志，及各系需用书籍400余箱，运存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连同此次运出者，共约500箱。
本校运出的图书刚开始保存在汉口，后来移至重庆。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关于图书馆职员唐贯方先生护书的动人故事。“抗战初期，南下省亲的唐贯方接到学校通知，去汉口将清华秘密运出的一批古籍善本和贵重仪器西运至重庆，而对北京的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无暇顾及。谁知船到宜昌，正赶上被史家称为东方的‘敦刻而克大撤退’。唐贯方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400箱古籍善本。三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历时十多天，成功地将图书运抵重庆北碚安置。”
2清华图书部的行政建制
1937年9月，教育部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设临时大学于长沙，并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加入合作。9月初，清华大学即在长沙美教会圣经学校设立办事处，办事处占圣经学校“正中大楼二层之一室”。清华办事处下设校长办公室(秘书为傅任敢)，教务处(教务长为潘光旦)，教务处下设注册部、图书部、体育部和秘书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蒙召南来者，仅仅4人，职员编制隶属于清华教务处下属的图书部。潘光旦以教务长兼任图书部主任，自1938年4月起，直至1946年图书部这个机构撤销。潘光旦次女回忆，“那时父亲(潘光旦)兼职甚多，实际主持清华图书部日常工作的是唐贯方先生”。
机构名称虽为“图书部”，但是当时人们习惯上仍将“图书部”、“图书馆”、“清大图书馆”混叫。例如，1940年3月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乍一看以为是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业务总结，实则乃清华图书部的工作报告。潘光旦任职图书部主任期间，致函校长梅贻琦时，都会用“图书部”的称谓，以彰其正式。
3清华图书部的日常运营
长沙临时大学南下昆明后，清华图书部在才盛巷清华办事处办公，图书部职员的主要工作是收受及清理北平转来的图书期刊。不久西南联大成立，清华办事处搬至西苍坡办公，清华图书部也在此处办公。经过几年发展之后，清华大学成立了5个研究所，在西郊大普吉，清华图书部亦将图书搬至此处，规模有所扩大，并开辟了阅览室。
人手紧张，是图书部难以克服的困境。在整个西南联大期间，图书部主任潘光旦积极与梅贻琦校长联系，申请增加人员。1938年岁末，图书部又招来2人，共有6人。除了沈刚如调往教务处，刘中藩、茅宗藩服务联大图书馆外，在本馆工作者，只有唐贯方、郑殿祥、夏邦彦3人而已。与战前相比，它的人员规模缩小，但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却从未停止，为“中兴业”、“弦歌不辍”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图书部作为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延续，需要继续战前在北平未竞的业务。在图书购置方面，由于战争的影响，南北交通阻隔，邮递不便，与国外书商的沟通非常困难，这些复杂的因素给书籍的采购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登录及编目方面，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收到新书，都要经过登录编目，且另起新号，希望将来抗战结束，能够与旧号衔接。在阅览方面，由于本校研究所各部，散居各处，都有自己的图书室，因此本馆最初并不开设阅览部分。新书编目完毕，就登记造册，送交各部图书室自理。联大各系借书，则由本馆准备单据送交联大图书馆转达。
在捐赠与交换方面，由于清华大学购买的书籍，偏重理科方面，而以研究所为大多数。在捐赠方面，至1940年3月，外国语文系陈福田先生介绍美国史丹福大学H.J.Hall教授筹赠本馆文学书籍245册，又张元曦先生介绍康奈尔大学c.L.Walker教授赠送本校装订期刊45册，以及会议论文集30册。在交换方面，本馆兼办学校的出版交换事务，征求各国交换函件，并陆续代收各种交换函件。
至1940年3月，清华图书部的工作，无异昔时，即便购到新书册数亦不下于他校。所缺少的，仅仅是不设阅览部分而已。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斗室两间，职员3人，馆舍狭隘，稍有书来，便觉拥挤不堪。职员人手不足，工作进度很容易受到影响。到处是战火硝烟，每天都要跑警报，面对此情此景，还要坚守岗位，整理图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情怀。1940年10月13日，日机27架轰炸昆明，师院(昆华中学)北院男生宿舍全毁，当时处于西苍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被炸，工友2人被炸死，图书馆职员唐贯方、马文珍幸免于难。马文珍后来赋诗一首，讲出自己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心声：“余火硝烟绕翠湖，后方前线两模糊。一片残阳红似火，坚守空楼整理书。”
4清华图书部的功能与意义
行政建制的定位，决定了清华图书部的多重功能：首先，它是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下避战的据点，需要完成其未竞之事业；第二，作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坚实盟友，它要为联大图书馆提供人力支持与主要的资源支持；第三，它要为西南联大各院系提供资源支持；第四，作为独立于西南联大的清华办事处的一部分，为清华服务，也是其重要的功能。
图书部除了调拨职员直接在联大图书馆服务之外，文献资源的保障作用重大。联大虽由北大、南开、清华三校合组，但是北大的书刊全部留在北平，南开书刊被炸毁大半，联大图书馆的主要图书期刊，都来自清华大学战前秘密运出的古籍善本与教学参考书。
1938年暑假后，联大教务逐步有所进展。因联大图书馆成立未久，书籍甚少，苦不敷用，清华大学慨然决定，将从重庆历尽艰辛运至云南的图书，供联大师生使用。使用方式从便于阅读与研究的角度考虑，联大各院系若需借书，则由图书部准备单据送交联大图书馆转达。工作流程为：图书部开箱，送交联大图书馆，再转交各系。这项工作手续特别繁复，每开箱一次，到手续完结，非四五日不可；借剩之书，又需重新装到箱内，以便保存。清华图书部还将所订的少量西文期刊移存联大图书馆，约数十种。但是自1940年滇缅路封锁后，此种期刊不再有了。
最近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一批西南联大时期的珍贵史料，其中有不少是联大各院系教授与图书部间的业务往来便签。图书部在才盛巷办公时，“清华图书馆送至联大外文系图书十二箱”，图书部职员与外文系职员清点完毕，“将书单盖章交联大馆”，联大馆再将书单盖章交清华图书部。联大各学系的书籍目录，也会提供给图书部备查。图书部迁至大普吉后，算学系主任杨武之曾致函潘光旦主任：“算学系新近存在大普吉的书籍目录，共计十八箱，请留尊处备考”。潘光旦主任在此函上批示：“清大图书部存”。
清华大学除参加联大外，还另有5个特种研究所。1938年9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呈文教育部，报告：“扩充特种研究事业，除将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移设昆明外，今夏又开办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这5个研究所，都是国家迫切需要的，社会期望很高。它事实上包括7个单位，工作人员60余人。由于研究所散居各处，都有自己的图书室，因此图书部在特种研究所成立之初，不设阅览部分。新书编目完毕，登记造册，送交各部图书室自理。
随着图书部在北平时所订的国外图书期刊陆续运到，图书部整理就绪，开辟阅览室的时机成熟。据图书馆职员唐贯方的儿子回忆，“进入大普吉研究所的大门，向右拐，贴着墙有一面房子就是图书馆。房间很大，里面摆满书架和书刊，只在进门处留下一小片空间，摆着茶几和几张沙发，供阅读者休息，整个像是开架阅览室。”
在整个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图书部借给西南联大各学系图书共计5661册，期刊984册，借给各研究院图书225册，期刊184册，共计不下7000余册。其余10000余册，留存馆内，供人阅览。另外，在昆明订购西文书4000余种，西文期刊300余种，中文书亦随时增补。至大战爆发，办事处被炸，图书馆迁至郊外大普吉镇继续工作。至复校前，西文新书登录3867册，中文961册。
5结语
清华图书部在战争年代坚持独立运营，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开展各项工作，为联大的“弦歌不辍”默默地奉献了八年，也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复建积蓄了力量。1946年10月29日，国立清华大学复校后，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校长梅贻琦报告：本校复校后各行政部门之名称改定为：图书馆、体育部、注册组、文书组、出纳组、事务组、校医室、会计室。至此，清华图书部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告结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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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代清华人生——访留美幼童唐国安后人唐绍明2010-6-22.[2012-01-07]http：//WWW.省略/news/newsinfo.aspx?newsid=2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