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政治参与 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浅析
时间：2019-05-17 03:2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的显著标志和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在中国推进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也伴随着中国民族一国家和民主一国家建设的演进过程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扩大的发展。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维度，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视域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企望为推进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一定的参照。
关键词：现代国家；中国；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32－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70016)。
作者简介：孙岩(1979－)，男，辽宁沈阳人，法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的显著标志和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对此也曾经指出，“区分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政治的影响。”梳理中国百年发展历程，可以说，中国社会政治参与发展的逻辑演进是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建构息息相关的，没有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国家的建构。
一
政治参与作为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必然标志，“人们已普遍接受这一看法，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在较富裕和较工业化、城市化的复杂社会里，更多的人以多于他们在欠发达、农业的、乡村的、更为原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下所拥有的方式，卷入政治中去。”
第一，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政治参与有序扩大能够为公民提供正常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增强社会的整合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发展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减少决策失误，顺利地推进政治向前发展。可以说，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
第二，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政治参与有利于从而舒缓民众的利益诉求，克服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公民政治参与可以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决策力，可以形成监督，保证政府权力的正确性。”因为，从现代社会来看，国家权力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缺乏足够的手段加以遏制，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对此，不仅要求在国家体制内的制约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更重要的是需要社会力量的维持，而“民主的政治参与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
第三，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有效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使公民逐步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主体。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培育成长需要长期的过程，只有让公民亲身的参与政治生活，使其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加深对政治生活的理解，从而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责任感，培育整个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这正如亨廷顿在《难以抉择》中所言的，“政治参与有益于社会——它使民主更富有意义、使政府更加负责；政治参与有益于个人——它使个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尽责的社会公民。这种观念不仅体现为众多的和频繁的公共官员的选举。而且也表现在为增进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形成的数量繁多的社团及其活动之中。”
二
建构主权统一独立的民族一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所谓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存在于由他民族一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r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在构筑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展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点。
第一，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民国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外国列强入侵下，中央权威衰落，军阀崛起，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受到严重挑战，由此进入了新的动乱周期。同时也在外力的促动下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过程。可以说，整个20世纪就是中国社会由任人宰割到民族复兴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政治制度体系受到了严峻挑战，建构新的政治制度成为了历史的需要。对于政治参与而言，由于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并首先将实现中国民族一国家建构的理想付诸于“合法”的政治参与，希冀通过民众选举、议会政治等实现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转变。然而，无论是腐败的清王朝还是之后的其他政权，都无法有效的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时的政治参与更多的以非制度化和无序化的状态表现出来，“无序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非均衡性、社会运行的非稳定性和社会行为的无规则状态。……公民无序政治参与行为之所以产生，最大原因在于对现有利益表达渠道或政治参与渠道不满足(或不满意)，试图突破现有制度供给方式，寻求新的表达或参与方式。”
第二，依附型的政治参与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大国，儒家的传统及文化早已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著名学者萧功秦在其《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深刻的文化矛盾：一方面，这个古老文化的惰性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只能是具有强有力的宗教人格精神的人，才具有冲击这种文化惰性的召感力与挑战性；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宗教人格对变法者的思维与价值观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他们不能以世俗的理性与求实的态度，来冷静地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的这样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使得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设与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呈现出了不相对称的状态。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其所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中认为人类纯粹的政治文化类型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地域型文化、依附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并对这三种类型政治文化的表象进行了分析。对照以上三种政治文化类型，我国历史上呈现出地域型－依附型－参与型依次发展的景象。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呈现出地域型政治文化的特色，在推进现代民族一国家过程中这种文化基本上处在依附型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中。“东方君主专制政治对城市商品经济的压抑和排斥，使中国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地位的市民社会难以自发生成，因而，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难以生长出一股强有力的近代式的政治民主化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众更多的习惯于接受统治者的安排，而无法真正的介入政治活动，推进中国的政治参与发展。“一个现代的中国不可能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同时共存。” 第三，随机性的政治参与状态。在中国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设进程中，传统封建帝国的因素仍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公民。但现代国家和现代民主的意识交织在中国传统的臣民思想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现代民族一国家建设进程中民众政治参与的欲望和现有制度渠道及参与能力之间的矛盾。由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有限，民众的参与愿望大多被压制或以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表现出来，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民众往往是瞬间积聚政治参与的意愿并快速的付诸实践，缺少持之以恒的政治参与目标，呈现出随机性政治参与的特点，必然会对于整个政治系统产生巨大的压力。
三
1949年，中国现代民族一国家建构的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以强调对民众个人权利尊重为核心的现代民主一国家的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刚刚建立起形式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一国家，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从民族一国家逐步转移到了民主一国家建设的使命上来，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阶段也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建设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设立新宪法，推进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等，但“由于历史传统、战争需要、体制惯性、人为因素和国际环境等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中国仍然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民主的因素较为稀缺，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状态，“政治权力可以无孔不入地侵入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社会中的个人或集体的自由和权利没有受到宪法、法律和各种制度的保障。整个社会的资源和人们的自由空间都被纳入政治之内，由政治结构决定。”因此，这就使得社会自组织能力较弱，缺乏自下而上的沟通和参与渠道和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也带来了较为严峻的挑战。因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表现为动员式和运动式的方式，而这种政治参与方式给中国现代民主一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挑战，“首先，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逻辑，其次，它破坏了整个制度的权威和正常运作，使制度无法对社会起作用；最后，它破坏了合理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使社会精神状态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前期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主张，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提出了稳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中国现代民主一国家建设的任务从实质上开始展开。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不断成长，中国社会自主性逐步增强，社会利益分化加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不断显现，带来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政治理性不断增强，正是这种意识的成长不断的刺激着国家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和效能，使大多数公民在进行利益表达和诉求时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予以解决。因此，在中国民主一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社会的制度能否容纳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因为这一点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可以说，在民主一国家建设进程中，如果缺少了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将无法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逐步朝着合理性、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也呈现出了与现代民主一国家建设不相适应的一些表现：第一，政治参与的功利化突出，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人们期望从一种活动中得到高额报酬时，他们便愿意去克服重重障碍，付出高的‘代价’去赢得它们。但是，当他们认为报酬将会很低或不存在时，那么，即使很小的障碍和代价也足以使他们泄气。”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政治参与的目的更多体现为自身利益的实现，政治参与的义务感并不强烈。第二，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但在我国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组织化的参与形式并不多见，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多的是以个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影响了政治参与的效能。
四
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必然伴随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推进和保障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
第一，强化公民政治认知水平，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体。政治认知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体制、政治系统、政治生活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观念基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必然取决于具有现代民主意识、良好民主素养并能够对政府事务具有兴趣的现代公民的成长。正如美国学者科恩所言，“民主的所有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心理条件指的是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具有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习惯。”推动中国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提升，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与教育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受过教育的人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对其生活的影响，而且更加关注政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则会拥有智力方面的技能，可能提高其解释新信息并据之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因此，“地位较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可能把参与政治看作是公民的责任，而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公民事实上会更加踊跃地参与。”
第二，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构建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对于政治参与而言，制度化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的形成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证。亨廷顿曾指出“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一个政治制度能否对那些提出新要求的集团所使用的新的政治手段加以吸收、缓和并使之合法化，实际上正是对这个制度的适应性的一种考验。”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的完善相关制度法规，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公共媒体民意表达制度等，从而为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三，大力推进组织化的政治参与形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阶层固化现象逐步突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逐步朝同质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措施，推进民众的组织化参与形式。实践表明，一个阶层或社会群体，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政治参与就越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日本学者蒲岛郁夫认为，“结社是政治参与所需的手段。公民一旦加入组织。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此外，组织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其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随之亢进。”“由于这些组织同政治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其组织成员也容易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因此，由于组织化参与具有规范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其所具备独特的利益聚合和表达优势将保证其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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