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极端个人主义
时间：2019-05-07 03:18: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译介鼓励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勇于同封建社会作斗争，对个人主义大力宣扬，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改革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关键词：玩偶之家 个人主义 现代性 影响研究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创作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对于《玩偶之家》汉译本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不过，对《玩偶之家》汉译本传达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还可以更系统地陈述事例，阐发论点。笔者欲就《玩偶之家》怎样传入中国，传入后引起了怎样的批评，舞台演出有怎样的效果，怎样影响中国文学家和剧作家的创作等问题，提供一些事例，并指出这些事例传播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从而具体说明《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一、《玩偶之家》怎样传入中国?
最早将易卜生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1902至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当时正值日本兴起易卜生热。1908年，鲁迅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摩罗诗力说》及《文化偏至论》（均写于1907年），称易卜生为“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鲁迅，1981：51）同年，仲遥在《学报》第10期上发表《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也介绍了易卜生。1914年，陆镜若在《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专论《伊蒲生之剧》，文中将易卜生誉为“莎翁之劲敌”，“剧界革命之健将”，并介绍了易卜生50岁后的11部戏剧。但当时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因此，易卜生的作品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期间，应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话剧运动再次兴起。在对旧剧的批判中，他们也建立起了新的戏剧观，即“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洪深，1935）易卜生作品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正符合这种新剧观的需要。因此，易卜生的作品和思想开始被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经过一番宣传造势后，1918年6月15日出版了4卷6号的“易卜生号”。头条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其后是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全剧）、《国民公敌》（节选）和《小爱友夫》（节选），最后是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号”上刊登的这部《娜拉》是在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译本，由胡适译第三幕，罗家伦译第一、二幕。《新青年》5卷4号上刊登了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中，其中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和《雁》（《野鸭》）。其后，陈嘏、潘家洵、欧阳予倩等人也相继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期间，亦有翻译易卜生评论与传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符合了当时中国新文学发展和社会斗争的需要，自然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亲睐。《玩偶之家》的译介、文艺评论、舞台演出都一排欣欣向荣。
二、《玩偶之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哪些批评？
作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之一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看重娜拉精神的觉醒，即有个人意志和懂得对自己负责。在胡适看来，如果有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出走与不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刘洪涛，2003）可见，胡适眼中的娜拉象征的是一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另一位举大旗者鲁迅，于1923年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作演讲时说道：“娜拉走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1981）鲁迅认为，娜拉出走后，唯有经济自立，才能避免堕落或是回来这两种结局。想要经济自立就 “要战斗”，要“剧烈的战斗”，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1981）茅盾却认为要真正提高女性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茅盾，1988）1935年初，南京的一位女教师和三名女学生因参演《娜拉》，而被开除。茅盾为此写了《的纠纷》一文，认为女子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提高，妇女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只要妇女能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地位就提高了。另一位文坛巨匠郭沫若为纪念革命烈士秋瑾，于1941年写了《娜拉的答案》。他将秋瑾比作娜拉，指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是参加革命。“脱离了玩偶之家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和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郭沫若，1959）
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四位作家都对娜拉出走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其中郭沫若表明娜拉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误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郭沫若的看法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类的误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起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三、《玩偶之家》怎样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
五四作家们受易卜生作品影响之深，不断创作出表现知识青年婚姻痛苦和大胆叛离家庭的小说、戏剧。第一部模仿《娜拉》创作出的戏剧作品是胡适的《终身大事》，该剧中的田亚梅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个娜拉。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娜拉型的剧作，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卓文君》、欧阳予倩的《泼妇》、成仿吾的《欢迎会》、白薇的《琳丽》等。著名的剧作家曹禺也承认“外国剧作家对我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曹禺，1982）在《雷雨》和《日出》中的繁漪和陈白露身上都可以找到娜拉的影子。受《娜拉》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小说当属鲁迅的《伤逝》。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大胆追求爱情，逃离了家庭的牢笼。子君受易卜生《娜拉》的影响，勇敢的同家人决裂，与涓生结婚。但最后子君并未经受住残酷现实的考验，无聊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的重压摧毁了她的理想，以致抑郁而终。这样的结局也正体现了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表现的担忧，认为妇女必须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得到幸福。
四、《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舞台反映
1914年，春柳社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但是演出并不成功，观众反映冷淡。这是跟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有关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且“叛逆”的戏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少学校和进步文艺团体演出了《娜拉》。1923年5月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女生在新明戏园演出《娜拉》，赢得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喜爱。就这样，《娜拉》开始在中国戏剧舞台渐渐扎根。1925年6月，上海戏剧协社公演《傀儡家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尤其是想要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青年知识分子。1935年初，南京的磨风社公演了《娜拉》。南京的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女士扮演娜拉，另外三位女学生也参演。但校方却以“行为浪漫”为由，将她们开除了。可见，娜拉在中国戏剧舞台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甚至遇到了挫败，但仍然影响了中国青年的思想。可以说，娜拉的舞台演出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五、《玩偶之家》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娜拉》在中国语境中被解读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宣言。娜拉婚前是父亲的附庸，婚后是丈夫的附庸。她的丈夫赫尔茂表明上对她温柔体贴，实际上却一直控制着娜拉。娜拉就像是丈夫的“玩偶”。娜拉假冒父亲签字，借债救夫。当债主以假借条威胁赫尔茂时，赫尔茂大骂娜拉，责备她害他身败名裂。危机解除后，赫尔茂又恢复“温柔体贴”的样子，说会保护娜拉，“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此时，娜拉觉醒了，她理直气壮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最后，娜拉摆脱了道德的桎梏，毅然离家出走。
《玩偶之家》的思想符合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需求，它传达的个人主义思想引起了中国先驱们的关注。当时，“易卜生主义”几乎就等同于“个人主义”。
在《易卜生主义》第六部分，胡适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格就是易卜生要宣传的‘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他表明自己写作《易卜生主义》就是为了宣扬“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这是“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后来他还说：“《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胡适，1999）胡适诠释的个人主义更多强调的是个性的自由与思想解放，是对一种自由独立精神的宣扬。而鲁迅则是将易卜生作为精神界之战士而介绍的。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在论及西方个体生存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之后紧接着指出：“其后有显理伊勃生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拒于虚而便至者，无不加抵排。更睹近世人生，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而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鲁迅宣扬的个人主义是敢于抨击封建社会，敢于少数战多数的斗争精神，他将这样的个人主义作为五四斗争的武器。
新文化运动的众多先驱均大力宣扬个人主义。无论他们理解的个人主义有何不同，这些知识分子的“公同信仰”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信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个人主义使无数大众的人性觉醒了，认识到自我价值，纷纷努力摆脱封建枷锁，作为人而存在。
易卜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社会具有揭露和批判的力量，对建设新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在封建势力控制下的中国，这种批判挑战了传统的封建观念，具有斗争性。《玩偶之家》传达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把《玩偶之家》置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史坐标体系中，就不难发现它内在地触及到诸多思想命题。”（张春田，2008）比如爱情与法律的冲突（娜拉伪造签字救夫是出于爱情的美好初衷，可是却违背了法律规定，娜拉感到“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娜拉的迷惘与困惑，而是看重娜拉最后离家出走、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刘禾女士在《跨语际实践》中，指出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刘禾把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中“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过程”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刘禾，2002）《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重新“发明”就是中国先驱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赋予了娜拉个人主义精神战士的形象。“在‘五四’启蒙的主导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的面相，被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玩偶之家》戳破了原先温情脉脉的一系列悖论。（张春田，2008）这种批评力量大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而个人主义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六、结语
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玩偶之家》的意义不是帮助他们反省“现代”，而是借鉴西方的现代经验，来制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夸大《玩偶之家》的斗争思想，以此鼓励中国人民勇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对《玩偶之家》的误读，对个人主义的大力宣扬，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改革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