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汉武时代的文化遗产|秦皇汉武的汉武帝名叫

　　摘要： 汉武时代是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和发展的辉煌时期。汉武帝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汉武时代也留给后人许多丰富而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古丝绸之路、居延汉简、霍去病墓、巨石群雕等都极具历史、艺术、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 汉武帝； 汉武时代；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72-05
　　自汉唐以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作者，在研究、著述和创作有关秦汉历史题材的作品时，大都把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合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雄杰。宋代杰出诗人王十朋曾有“武帝英雄类始皇”的喻语；当代伟人毛泽东更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名句。
　　其实，秦皇、汉武的相同相似之处，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功业方面，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汉武帝是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的事业；二是腐朽方面，追求长生不老、迷信鬼神，却又预造寿陵、追求厚葬，二者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除此之外，两位大帝的不同点，也可以说汉武帝胜过秦始皇以及前人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汉武帝在位54年，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他把中国推向一个全面发展、繁荣昌盛的大时代。汉武帝富于创新、勇于进取、敢于开拓，德治与法治并用，仁义与刑罚兼施，追求用人之道，重视人才培育，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为秦汉时期诸位帝王所莫及。同时，汉武帝在进一步统一中国、开边拓疆过程中，果断决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古丝绸之路，从而打通了中西方交流的第一个咽喉要道，促进了中西方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外交事业的先河。其次，汉武帝在位时始终坚持兴修水利，其兴修水利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功效之显著，两汉以前无人与之相比，特别是汉武帝能亲临黄河洪患现场，亲自参与并指挥救灾工程，为中国历代皇帝所罕见。
　　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推尊儒术，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汉武帝以儒家学说为统领和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又不排斥其他有用的学说，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创举。因此，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汉武帝作出了重大贡献。
　　亲政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和辉煌的中华文明历史，奉献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汉武时代”。这个时代留给世界的文明遗产十分丰富而宝贵。
　　所谓“汉武时代”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汉武帝执政过程中所创新、所改革、所开发、所拓展、所独有的新生事物和事迹，并证明其在当时和后来具有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而现在又存有遗迹可寻。
　　一、汉武帝对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有贡献
　　秦始皇“焚书”，其后秦朝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面对这一形势，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时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并形成制度。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说：“至秦……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武帝）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在《七略》中说：“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皇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皇宫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同时，汉中央设置写书之官，把收集来的遗书，抄写工整、妥为收藏、保存。
　　汉武帝时，不仅中央政府各有关机构在大力搜求遗书，而且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搜求遗书。郡国搜求遗书成绩最大的有以下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他“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保护了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献书所得书皆占文先秦旧书，《周官》（《周礼》）、《尚书》、《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其书”，“以今文读之”。这些郡国地方政府所得遗书，都通过种种途径献给了汉中央政府。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搜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这就为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书、史书，对史籍的保存和史学发展贡献巨大。《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说，战国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始置太史令，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公，嗣成其志”。《隋书·经籍志二》反复强调了收藏天下计书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党之士，皆有记录。”“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记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所以《史记》虽是司马迁父子个人修的史书，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给创造的。没有汉武帝创造的条件，《史记》是无法写成的。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如《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真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真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汉武帝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合成六篇奏上。 　　汉武帝还订立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的制度。《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收集民歌。这是武帝在乐府制度方面的一次革新，这些民歌就是诗。这一制度制定后，各地的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到汉哀帝时著录的民间歌诗的篇目主要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坂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扁；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歌诗五篇。
　　上列民间歌诗共计260篇，在地域上包括了今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黄淮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套地区、山东及河南、安徽等地。
　　汉赋的兴盛与汉武帝的爱好有直接的关系。汉赋是一种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又有诗的节奏韵律，夸张铺陈，“体物写志”的文学形式。汉代，赋是发展得最兴盛、繁荣和最具艺术、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具有时代特征。它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说与汉武帝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汉书·艺文志》对武帝及其罗致在左右的文人、臣下所作赋，著录如下：
　　司马相如二十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篇；朱买臣赋八篇；司马迁赋八篇，以上录武帝及其侍从、臣下的赋共283篇。
　　二、汉武时代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正如我在本文引言中所说，汉武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而宝贵。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开通西域和古丝绸之路；二是置居延县，留下大批珍贵的居延汉简；三是兴修水利，开发关中六渠；四是修造皇室宫殿；五是祭祀封禅和山水胜迹；六是茂陵名胜和文物瑰宝。
　　我在这里将着重概述三个部分：第一，文治武功三大标志；第二，汉兴厚葬典型茂陵；第三，霍去病墓与巨石群雕。
　　（一）文治武功三大标志
　　1．开通西域与古丝绸之路
　　西域的概念，《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不同。《史记大宛列传》所说的西域是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欧洲的通称。张骞通西域所去的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北部；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地区。张骞派副使所到的康居在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安息在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李广利征伐的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及塔吉克境内）。《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黎轩，即大秦，就是罗马帝国。这都说明《史记》中所说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地区。
　　《汉书·西域传》所说的西域主要指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所谓西域东为“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就说明了这一点。葱岭是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颜师古注说，葱岭山脉高大，其上生葱，故名葱岭。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小国仅一百多户至几百户，人口上千至数千，如且末国，户二百三十，人口千六百一十，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国，户百五十，人口千五十，兵二百人。大国如乌孙，户十二万，人口六十三万，兵十八万八千余人。
　　从敦煌出玉门关、阳关去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至楼兰（后改鄯善），而后沿南山北麓西行经且末、于阗到莎车为南道，从莎车越葱岭西行可达大月氏、安息；另一条是至车师（姑师）前王庭（交河城），沿北山（天山）南麓，循河经龟兹、姑墨至疏勒为北道，而后逾葱岭可至大宛、康居。
　　汉武帝时通西域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了先秦古书《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的故事，反映了中西交通的传说，中国的势力还未达到西域。《汉书·西域传》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武帝时开通西域，不仅开始第一次把汉朝的势力扩展到西域，而且打通了中国和西方的通道，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使中国人的眼界扩大。这个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汉武帝在开通西域的同时，即开通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远在公元前139年起，开辟的丝绸之路，绵延伸展数千里，从我国的渭河流域始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亚、非、欧三大洲，在东南海运开通之前和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不仅加强了我国国内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把我国西北边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和亚、非、欧各国联系的桥梁。这条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亚、非、欧三大洲人民的千古友谊，不断增进着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日益加深的联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彪炳于史册的古丝绸之路，仍然显示出它的伟大意义，唤起亿万人民美好的回忆和无限向往，是我们祖先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这条连接着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通道，以中国的丝绸命名，是历史的必然。据史书记载，远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我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由东向西迁徙，就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贡献。张骞通西域之后，使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畅通和繁荣。这时候的情况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述，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而波斯、印度、阿拉伯帝国以至东罗马帝国经西域来汉朝的使者、商人也络绎不绝。汉政府击败匈奴的巨大胜利和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一步保障了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以后又相继设置西域使者校尉、西域都护，兼护丝绸之路南北通道，使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条自汉武时代正式开通的丝绸之路，历一千五百余年，其间虽因战争、时局变迁而有所间断。但直到明代海上航运繁荣之前，一直是连接中西关系的陆上纽带。自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首先反映了中国与亚洲、欧洲各国之间经济交流的需要。因此，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就成为这条通道上活动的重要历史内容。而流通在这条通道上的商品中，最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和欢迎的，是我国的丝绸。我国是世界上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绸最早的国家。公元6世纪时，蚕种和育蚕法传入东罗马帝国，又通过东罗马帝国传入东、西欧各国。直到公元13世纪以后，欧洲才比较普遍地掌握了蚕丝生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丝绸要仰赖于我国。我国丝绸远销欧洲，主要是通过沿丝绸之路上一些亚洲国家居间运转。因此，把这条横贯亚洲，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正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生动体现。 　　随着西域的开通，西域的经济、文化也传入中国内地，据史籍和考古材料主要有下述一些：西域的一些植物传人内地，如：苜蓿，是马喜欢吃的一种植物，《史记·大宛列传》就说“马嗜苜蓿”，唐代杜甫有“宛马总肥看苜蓿”的诗句。看来苜蓿被引进，主要是因为它是马的饲料，同时它还是人食用的一种菜。苜蓿在汉武帝时已在长安附近广为种植，《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取其实（种子）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一望无边）。”苜蓿是汉使从西域取回种子开始种植，到其后随天马多、外国使者来后才在离宫别馆旁大面积种植等都讲得很清楚。葡萄与苜蓿是一同取来种子而种植的，是作为水果和造酒原料而引进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大宛一带“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云云就讲得很清楚。石榴，也是那时传入内地的水果，又名若榴，《博物志》载“张骞使大夏，得石榴”。《齐民要求》也说：“张骞为汉使外国……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胡麻，又称芝麻，可榨香油。胡豆，蚕豆、豌豆、绿豆之称，《齐民要术》载“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胡桃，又称核桃，《博物志》说：“张骞使西域．乃得胡桃种：”此外，据文献记载，胡蒜（大蒜）、胡荽（香菜）、胡瓜（黄瓜）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这些植物传至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国内地各族人民的生活。由于这些植物都是在张骞通西域后传来的，所以史书记载都把这些植物的东传与张骞联系在一起，以纪念其丰功伟绩，有诗云：“不是张骞通异域，安能佳种自西来。”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以来，这条由汉武帝决策开通的“丝绸之路”，更引起国际上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和广大相关学者、专家的重视。
　　2.置居延县与居延汉简
　　在《史记》和《汉书》等有关历史文献中，当述及汉武时代反击匈奴的事例时，都偶尔闪出过“居延”或“居延泽”、“居延海”的名称，极其简单而又显得神秘。在当今有关汉武帝及那个时代的大量著作中，也极少谈及“居延”事。
　　所幸在上世纪80年代，丝绸之路考察队成员高敏，在其《从居延汉简看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论著里，详尽而深入地考证了“居延”的历史神话。从高敏的调查和考证结果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正确的历史结论：汉武帝设置“居延县”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是汉武时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高敏的文章，也堪为一篇动人的“汉武文明史话”。
　　居延，是一个具有特殊魅力的地方。因为，它曾经是汉代统治者防御匈奴奴隶主贵族南下掠夺和保卫河西走廊的重要军事据点，也是当时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西北边陲地区的大本营之一。在这里，留下了汉代西北各族人民共同从事生产和军事活动的丰富遗迹，也保存了记载这些活动的大量简牍。上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居延地区的若干遗址被先后发现，大批简牍也不断出土，于是《居延汉简》的专称便随之驰名全国，远播重洋。居延出土的汉简，不仅由于它的原始性和可靠性而成为研究汉代历史的最宝贵资料，而且在于它出土的数量与质量，也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从而受到汉史研究者的格外重视。因此，每当人们提到居延这个地方，就很自然地同汉简联系在一起，居延与“居延汉简”成了汉史研究者所向往的美好的地方。
　　居延汉简的重大价值。现代文明所以能够有当今这样伟大的成就，追溯其根源，要归功于古代的人类发明了文字，从而有了记载下来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发展，才达到现代文明程度。而文字的发明与流传，又必须依赖于良好的书写材料。经考古发现得知，竹、木制作的简牍就成为了古代中国使用的主要书写材料。直到汉代发明创造了纸以后，简牍才逐渐地退出了书写材料的范围。
　　居延汉简，应指两千年前汉武帝设置居延县之后，在居延地域留存下来的简牍。近百年来，考古发现的居延简牍中，有纪年记载的最早的是汉武时代后期的汉简。这很可能说明，居延设县成为汉武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之后，当朝及其后来若干朝代在这里使用简牍。因此，居延汉简从源头上来说，是汉武时代的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居延汉简的出土，是我国20世纪初最大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对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成为我国近百年来考古学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1930年4月至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即汉代居延地区），对这里分布的汉代城堡、烽燧、亭障等边防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掘60区，出土简牍462坑，总计数量约10000至10200枚。并于1931年5月底全部运至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简牍又经海路运至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后，又将其全部转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20世纪60年代才运至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收藏。1943年至1944年间，劳干先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利用自己携带的底片考释了10000枚简文，并印刷了《居延汉简考释》一书。1957年在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发表了留在大陆的2596枚居延汉简的版图，并附有释文和索引，1980年又编辑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1981年台湾也出版了《居延汉简新编》，收入有编号的简牍10128枚。
　　居延汉简的发掘、发现，以及它的传奇经历，充分说明了它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首先，居延汉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纪年最早的简牍之一，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几乎无与伦比。其次，这批汉简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类项之多，函盖之广实属罕见。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东洋部部长索马斯特勒姆整理完成了当时中瑞合作西北科学考察时发掘居延汉简的考古报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在1956年至1958年之间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出版，提供了居延汉简有关科学发掘资料，为全面了解居延汉简的出土层位、地点，从而进行分类、编册复原，并深入开展对于居延汉简的考古学、历史学综合研究等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以上各著作的基础上，通过认真整理考证，发表了完整的居延汉简内容，即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 　　这些著录，基本上是按照出土时的记录编号将出土简牍依次排列介绍的。因此与其原来的内容、编次均不甚相符。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做了大量的分类工作，上面所说的劳干的分类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做的分类就更加细致具体，从中划分出汉代公私文书中的许多典型品类，借以全面地了解汉代社会实用文书的具体内容、类型与使用状况。如薛英群在《居延汉简通论》一书里将居延汉简（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新出土的材料）中的文书划分三大类型十二条目。“三大类型”是中央文书、地方文书、簿籍。
　　3.兴修水利取得的重要成就
　　《史记·河渠书》记载了中国从古到汉武帝时兴修水利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是从春秋时开始的，经战国而至西汉兴修水利工程出现了一个高潮。西汉时期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就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而且，汉武帝是秦汉时期历史上兴修水利工程最多的一位皇帝。
　　汉武王朝兴修水利有两个时期，一个时期在元封元年（前l10年）之前，这一时期兴修水利主要是在以关中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兴修的。另一个时期是元封二年（前109年）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后，群臣争言水利，兴修水利也发展到河西地区、淮河流域、山东等地。
　　汉武帝从即位到元封前所修水利主要是在关中、河东、汉中等地进行的。关中地区是秦汉政权的首都所在地，战国时期秦就注意在关中兴修水利，秦王赢政在统一六国前就修了郑国渠。郑国渠是一条沟通泾、洛二水，经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等县，长约三百余里，可灌溉四万多顷（约合今200多万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汉武帝时期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也是从关中开始的。汉武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关中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长安的所在地，消费的粮食和物资数量大。而从外地运输粮食等物资，耗费民力巨大，成本太高，所以需要增加粮食产量，开拓水路交通、方便运输。（二）武帝时大规模开发西北，关中成了主要的后方供应基地、军事基地，所以需把关中建设成为供应前方的粮仓。在上述情况下，武帝就不能不重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利兴修，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灌溉和方便运输。
　　汉武元封后兴修水利的高潮。汉武帝元封二年塞黄河瓠子决口。此后，用事之臣争言水利。这一时期兴修水利无论在数量上、地区上都远远超过前一个时期。汉武帝时兴修水利的高潮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首先是堵塞黄河瓠子决口。黄河穿过黄土高原的山、陕峡谷进入下游平原，带有大量泥沙，常常泛滥成灾。西汉时期也是如此。从瓠子决口二十多年后，因常年不收，梁楚之地最为严重。所以，武帝元封二年到了瓠子决口，沉白马、玉璧河中祭祀河神，令群臣自将军以下都背负着柴草堵决口，因东郡当时烧草，柴薪少，而砍伐淇园的竹子竖插于河中而填柴和土石筑堤。士卒堵塞决口后，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宫，名日宣防宫。从此，梁、楚一带地方没有水灾，得到了安宁。在堵塞决口过程中，武帝有感而发作了两首《瓠子歌》。
　　汉武帝亲临瓠子决口洪灾现场，督率治河，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临现场治理黄河的皇帝，这一点将永垂青史。两首瓠子歌抒发了武帝在堵塞河决过程中的感情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成功后的喜悦。
　　其二是灵轵、成国、沣渠。据《汉书·沟洫志》所载武帝元封二年修好黄河瓠子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这三条渠共溉田万顷。
　　其三是六辅渠和白渠。同时，在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这就是说当时全国所修水利工程除小的不计外，著名的有以下几项：
　　（1）西北边郡朔方、河西、酒泉引河及川谷溉田；
　　（2）九江、汝南引淮水；
　　（3）东海郡引巨定；
　　（4）泰山下引汶水。这四处所修水渠各溉田万余顷，总计在四万多顷。
　　汉武时代兴修水利所取得的成就。汉武帝在兴修水利方面超过了以前的帝王，在数量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诸方面都是空前的。在重视程度、技术进步、水运与溉田数的增加方面都有较大成绩。今简单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二）汉兴厚葬典型茂陵
　　汉武帝在位54年，是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位封建皇帝。同时，汉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最突出表现在对自己寿陵的修造方面。
　　汉武帝茂陵有七个之最：一是修造工期最长，历时53年；二是规模最大，目前已经探明的从葬坑就达400多处；三是随葬品最多，当汉武帝去世下葬时，陵墓中的葬品已经塞不进去了，即史书所云“不复容物”；四是耗费最巨，修陵经费占武帝时期每年赋税的三分之一；五是茂陵城邑最为繁华；六是陵区最为宏阔，数十座陪葬墓大都各具特色；七是茂陵本身最为高大，在西汉11座皇帝陵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茂陵是西汉皇帝陵中唯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胜古迹。汉武帝茂陵，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已经受到国家和世界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之一。
　　西汉自文帝以后，皆预建陵寝。汉武帝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就开始为自己营建“寿陵”。汉武帝茔地，选在汉都长安城西北的高原上，这个地区属汉时槐里县之茂乡，后来陵墓建成，称为“茂陵”。
　　1.陵墓形制的典型性
　　在西汉的11座皇帝陵中，茂陵是最高大的一座。据《陕西省志·文物志》记载：“这是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形如覆斗，全用夯土筑成，高46.5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宽35.5米；底部东西长213米，南北宽234米。”
　　茂陵形制的典型性：在西汉11座皇帝陵中，唯茂陵的形制，史记记载为详，具有突出的典型性。近两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茂陵周围进行了大面积考古钻探，发现茂陵从葬坑多达400余处，令文物界专家学者为之惊叹。
　　现仅就茂陵地宫的形制，根据史籍记载，择其要点记述于下：
　　掘圹就是挖墓坑。茂陵墓坑，竖穴直壁，四壁不设台阶，其形长方。墓坑内设有墓室，为放置墓主的棺材而建筑，棺材周围有一层木炭和白膏泥以防潮湿。还在墓坑四周开掘有四道羡门，以便于安葬和放置随葬物品。 　　（1）梓宫：汉时，帝王的棺，用梓木制作，是皇帝寝身的棺，称“梓宫”。“宫者，生时所居，缘生视死，因以为名”。据《庄子·天子篇》和《荀子·礼论篇》所载：“天子（皇帝）棺七重……”如将棺椁分别计数，就是天子五棺二椁。
　　汉武帝的梓官，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是放在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后半部是一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门”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其五棺所用木料，是楸、檫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
　　“梓宫”，按汉代葬制，并非只限皇帝专用，太后和皇后，有的也能享受。《汉书·外戚传》载：“共王母与丁姬”的棺均名“梓宫”。此外皇帝的宠臣，死后也有使用“梓宫”的，如霍光死后，宣帝则赐以“梓宫”，并以皇帝礼葬之。
　　（2）黄肠题凑：所谓“黄肠题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据史籍载，天子死后，所作黄肠题凑，表面打磨光滑，颇费人工，要由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的黄肠木15880根，堆叠而成。
　　（3）便房：从墓道到“梓宫”，要经过便房。《后汉书·礼仪下》有一段叙述皇帝进入墓室的情况，讲得比较清楚：“羡道开通，皇帝歇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这里所说的“柩前”，即是“梓宫”之前。
　　“便房”的作用和目的，为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颜注引服虔日：“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从房内陈置的随葬物品来谈，可以意识到“便房”当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享用。
　　“便房”也不是汉武帝葬时所专用，受宠的人或勋臣也赐以便房，如后来的霍光死了，宣帝则赐以“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
　　（4）地宫：茂陵这座“金字塔”，在高大的夯土封冢之下，是它的核心建筑——地宫，称为“方中”。张汤调任茂陵尉，他亲自抓的一项具体工程就是“方中”建设。这方中内部一定是个丰富多彩、无奇不有的世界。
　　2.珍贵而丰富的茂陵随葬品
　　汉代的丧葬制度是汉朝当时现实生活的缩影，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礼制。其陵墓制度和变化，对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陵墓设置，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汉代贵族阶级风尚厚葬，随葬物品数量大种类多。西汉初期，随葬的都是墓主生前时候的各种器物，如陶仓、陶灶以至羊、狗、鸡、鸭等不一而足。但汉代对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严加禁止，使延续了千余年的人殉葬，遂告终止。
　　汉武帝于后元二年（前87年）病死于周至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西京杂记》说：“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棺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茂陵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由于武帝在位时间长，年年都有罕见的珍宝藏于墓中，至他死后人葬时，地宫内已塞满宝物，无法再装。《新唐书·虞世南传》载：“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
　　茂陵埋藏珍宝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史籍载连康居（一说唐渠）国王赠送的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曾经阅读的杂经30卷，盛一金箱，也一并埋入墓中，以供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
　　所谓“金缕玉匣”、“蛟龙玉匣”、“金缕玉衣”，这是一物三名。汉武帝死时身穿的金缕玉衣形制与结构，大致如此描述：玉片的大小、形状，是依照人体各部位相同的形状设计的。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玉衣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及鞋五大部分。是由脸盖、头罩、上衣前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鞋等共计12部件组成。据说，汉武帝身体高大肥胖，玉衣形体就大。它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用金丝重约1100克（1.1千克）。
　　（三）霍去病墓与巨石群雕
　　霍去病18岁率兵作战，先后六次讨伐匈奴，全获大胜，功勋卓著，不幸于公元前117年因病去世。武帝对霍去病英年早逝非常痛惜，为了表彰和纪念他的功勋，决定举行盛葬，并要把霍去病墓建在自己的陵寝旁，“为冢象祁连山”。就是说霍去病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曾多次与匈奴作战，功高祁连山，所以要把他的墓冢建造的像祁连山一样。1961年3月，国务院将霍去病墓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霍去病墓，南北长101.5米，南宽56.7米，北宽58.4米，高18.38米，占地面积5831.33平方米，封土体积62961.24立方米。墓周上下，乱石嶙峋，萋萋花草，苍松翠柏，荫蔽墓身，望之蔚然深幽而苍秀。墓南面东西两角，各有回栏曲径，通墓顶端，人们可以循小径而登其上。
　　霍去病墓前巨型石雕，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西汉石雕艺术珍品。在17件石雕中，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列为“国宝”文物就有12件。
　　霍去病墓，历经2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而今更显雄伟壮观。历代名人墨客，都曾经在此留下墨迹，称颂与弘扬霍去病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为霍去病墓亲笔题书立碑：“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在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石人、人与熊、怪兽吃羊、野猪、蟾、蛙、石鱼（两件）、伏虎、卧牛、卧象、石刻题记“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共计17件。
　　在《中国文明史·秦汉时代》这部鸿篇巨制的下册第968页，有一条醒目的大字标题：纪念碑式的巨石群雕。在这条题目之下，记载着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光辉成就——茂陵·霍去病墓地石雕群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记述秦代的宫殿和陵墓都曾安置有巨大的雕塑作品，但均已无存。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纪念碑式巨石群雕，是西汉名将霍去病墓上的石雕群像。这些雕像都是用巨石雕成，长度一般超过1.5米，有的还在2.5米以上。目前尚存的石雕有17件，包括马、牛、象、虎、猪、鱼、怪兽吃羊、人与熊等题材。由于当时雕刻技艺尚处于初创阶段，雕刻作品的造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石材形状的限制，同时由于缺乏足够锐利的工具将巨大的石块镂雕成形，因此雕刻前在选择石材上颇费工夫。即尽量选取与准备雕成的艺术造型的轮廓大致近似的石材，这些石材只需进行最少量的加工，就可雕出物像的轮廓。” 　　以“马踏匈奴”雕作为例：这件石雕原位于墓冢之前，历来被公认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的主体雕刻。
　　作品题义含蓄而意境博大，可视为朝廷当时对击溃匈奴主力的象征，是最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它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深刻地揭示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思想。雕刻匠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在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既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一戏剧性的造型，以及如此生动细腻的刻画，显然是用以歌颂霍去病这一英雄人物的业绩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战败的匈奴，给予无情的挞伐，昭示出来犯者的下场。其构思超逸，耐人深思寻味。
　　对于这批汉代石雕的鉴赏问题，有以下三个重要方面应当了解：
　　1.中国石雕的开山之作。正如前面所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记述了秦代的宫殿和陵墓者曾安置有巨大的雕刻作品，但均无存迹。而茂陵石雕群这样的巨作，在古籍文献中却找不到西汉之前的记录。
　　2.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茂陵霍墓的巨石群雕，件件造型古朴、气势浑厚、意境壮阔。那是视野开阔、胸襟浩瀚的汉代人面对苍苍茫茫、壮阔瑰奇的世界时，被那森然磅礴的气势所吸引而创造的。当时的大汉民族不是要“高山仰止”，而是要马踏青山，虎视高原，要和高山、荒漠、草原比高比雄，他们有着兀然高耸的思想境界和九天揽月的气魄。
　　3.得天独厚的文物价值。对于历史文物的价值高低怎样鉴评呢？首先要看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其次要看文物本身的保存完好状况和残损状况；三要看文物的数量多少，是否属于孤品或绝品等。
　　如此看来，霍去病墓石雕群得天独厚地具备了历史文物的各个要素，极具历史、艺术、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同时它无论从群雕整体来看，还是从群雕个体来看，都属于孤品。
　　三、汉武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2.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传入波斯等地。
　　3．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始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为官吏。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始于此。
　　4．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技术、机具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多年。
　　5．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才做官。后世科举之制始此。
　　6．汉武时代有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7.中国的皇帝有年号，创始源于武帝的求仙和祭祀。
　　8.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用到今天。
　　9.汉武帝第一次提出“五岳”的概念。因为汉武帝的求仙和祭祀活动大都与山有关，所以，当时天下的名山被他整理了一遍。当时的方士们认为天下有八座名山，三座在蛮夷之地，五座在中国。中国的五座名山分别是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用现在的地域方位来说，华山在陕西，首山在山西，太室山在河南，泰山和东莱都在山东，五山皆在黄河流域，并没有按汉代的疆域均匀分配。所以，武帝规定，以河南的太室山为中岳，山东的泰山为东岳，安徽的中柱山为南岳，陕西的华山为西岳，河北的恒山（今河北保定西）为北岳，从此，“五岳”成为一个专门的典型且惯用的名词（它也具体体现了五行思想）。后来，由于安徽并不很靠南，便把湖南的衡山定为南岳，而恒山也从河北移到山西去了。
　　10.汉武帝第一次将“冠军”一词作为最高奖项，奖赐给自己的爱将、六战六捷的青年将军——霍去病。当时的封赏是“冠军侯”。显然，霍去病是汉武时代将领中的“冠军”、“金牌”得主。由此，“冠军”的荣誉一直影响到现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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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黄留珠主编.古都西安·汉武帝[M].西安出版社.
　　[8] 杨生民著汉武帝传[M].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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