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甘新驿道旅程抄本》看古代驿站的功能] 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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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驿站在经济、文化交流、军事、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甘新驿道旅程抄本》是研究和探讨清代甘肃到新疆交通的重要资料，由此可见古代驿站之多种功能。
［关键词］《甘新驿道旅程抄本》；甘肃省博物馆；古代驿站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34-02
一、从清代《甘新驿道旅程抄本》内容梗概
甘肃省博物馆藏《甘新驿道旅程抄本》出土于武威天梯山石窟，纸本墨书，原为折叠状，残长56厘米，是一本清代自甘肃至新疆的珍贵导行册。它记载了自甘肃安西至新疆哈密、巴里坤地区的驿站、军台、里程、路况、水味、店房、饭铺等情况，所记载驿站的大致情况为：大山头有店房、戈壁，35里山坡路；马兰井子有军台、店房，35里沙石路；红柳河子有饭铺，45里；星星峡有军台、店房，50里沙路；小红柳园有店房，40里石子路；沙泉子有饭铺、戈壁，30里沙石路，水碱；疙瘩井子有饭铺、戈壁，50里沙路，水苦；苦水有军台、店房、戈壁，80里沙石路，水苦；红山子有军台、店房、戈壁，60里沙路，水苦；格子烟墩有军台、店房，70里沙路，水苦；长流水有军台、店房，40里沙路，水好；40井子有饭铺，30里沙路，水碱；黄芦岗有军台、店房，35里沙路；榆邱墩子有饭铺，35里沙路。接下来进入哈密城，共计1520里。接下来三个地名已残，相距分别是60里沙路、60里沙路、50里小石子路，有军台、店房，属于戈壁；沙泉子有店房，20里小石子路；鸭子泉有店房、军台，40里石子路；梯子泉有店房，40里石子路；燎墩处分路避13间房，北路有军台，冰雪山路车难行，无店，通文报。燎墩有军台，80里山沟路由达板。橙（橹）沟有军台，30里山路达坂；肋巴泉有军台、戈壁，60里山路；套赖泉有军台，通巴里坤1里山路；接下来的部分已残。
上述记载，虽显枯燥且冗长，但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国西北地区驿站的位置分部、性质功用等详细情况，是我们研究清代信息传递方式的重要文献资料。因此，笔者想以此为导，进一步分析我国古代驿站的形成发展历程，感受先民那段驿站传书的历史岁月。
二、中国古代驿站的变迁
古代驿站的出现最初是出于官员往来和文书邮递之需要。古代驿站起源极早，据考证，早在商代，朝廷就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最初这些据点称为“堞”，大约50里设一处，后来发展为“次”，商朝有霍、齐、淮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相关研究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雏形。西周时，邮驿制度自成体系，趋于规范，文书传递方式名称不一，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作“徒”的，此时车传居多。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作“委”、“馆”或“市”。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驿站开始被赋予了军事用途。汉代延续秦代的制度，秦汉的邮驿开始逐渐完善，级别分明，用途专一，设立了亭、邮、驿、传。在传递文书的驿道邮路途中，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置一个转递机构，规模大些的配备房舍、马匹等，供运送官物以及来往官员和传递文书人员使用，规模较小的只负责传递文书。当时普遍按照10里一亭、50里一驿设置。其中，亭和邮是食宿之所，驿和传是传递公文官物之机构。《后汉书·蔡邕传》载有“吾昔尝会稽高丽亭”之语。据《吴郡志》记载：“高丽亭有二，一在阊门外，一在盘门外。”
三国时东吴邮驿的最大特点是水驿的出现。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发展。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有画像的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
唐代，驿站兼顾馆舍之用，因此改称为“馆驿”。据《吴地记》记载，苏州有“全吴、盘门、通波、临顿、升月、乌鹊、江风、望亭八所驿站”，都办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酒食丰足。到了宋代，驿站开始被“军管”，与秦汉时的驿骑和唐代的驿夫不同，宋代的军卒负责驿递，带有军邮性质。发驿遣使，宋初时制有银牌，宽2.5寸，长6寸，上嵌饰二麒麟，穿有红丝，后在使臣和护边兵中有遗失而废，改用铜质鎏金字牌。凡传递紧急讯息，要日行400里。
元代邮驿组织曾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称雄东方，闻名世界。元代邮驿通信称“站赤”，是蒙语“驿传”之译音，传递信息有另一种风情。当时朝廷规定，通信有两条传递渠道：一是“遣使驰驿”，凡属国家大事的文书，即由专使马驿传递；另一种是铺兵传递日常小事的文书，由步递传递。据《元史兵志》记载：“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之行，夜则持火炬，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由此可以看出，元代步递是昼夜兼程，风雨无阻。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这种“步递”有生动描绘：“各邮站之间，每隔约5公里的地方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上系数个小铃，以便在很远的地方时，听到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一个步行信差到另一站，约5公里，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极为神速。”
进入清代，驿站将交通与通信融为一体。当时的满清政府约有4万名铺兵组成邮驿组织，规模庞大，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清代邮驿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清代驿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并配制了役夫和驿马、驿车、驿船等设施，而清末的腐败现象和近代电讯交通业的发展，则是清代驿站衰落的主要原因。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汰驿站，开办邮政”，驿站才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意义上的邮政业务出现后，红火数千年的驿站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目前，全国保留下来的千年古驿站已不多见，苏州的横塘驿站、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城、高邮盂城驿等，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古驿站。 三、中国古代驿站的功能
杨贵妃“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特权，离不开四通八达的驿站；李清照“锦书谁寄相思语”的闲愁，也离不开急速传递的驿站。古代驿站，既为王朝服务，也为百姓解忧。驿站，由最初的只传递信息，后来被赋予了住宿、接待官员之功能；由最初的民用到后来的以军为主、军民兼用，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松散、单一的结构逐步演变为由政府统一组织、管理的庞大交通、通信网络体系，管理服务日趋完美。
从总体上分析，驿站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充当政府的“驿”和“馆”，这可以从驿站的职能定位、驿丞的职责分工方面得到充分印证。
如果说“驿”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功能，那么“馆”的主要职能就是接待功能。
此外，古代驿站的官府衙门地位，还可以从驿站的官员管理、工作职能等方面来体现。
就全国的驿站而言，驿站的官员都是由垂直主管部门管理。从唐代开始，邮驿的中央管理机构是尚书省的兵部，改变了汉魏以来由法曹兼管邮驿的体制。在地方上原是州县两级管理，以后“道”逐渐也成为一级行政单位，每级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到了明代，中央管理邮驿的机关为兵部车驾清吏司。在地方上，邮驿受布政使与按察使双重领导。《明史》对知府、知县和驿丞的分工有明确规定：“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而“知府、知县掌一府、县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
古代，驿站遍布各地，履行着很强的政府职能。《明会典》把邮驿的功能定位得十分具体：“传达政令，递送使客，飞报军情（灾情），转运军需（官需、贡品）。”为适应这种功能，驿站就必须具有官府的行政能力。具体表现为：其一，驿站按编制，除了驿丞外，还配有棚头、差头、牢头、禁卒等。《高邮州志》载，高邮孟城驿编制有棚头一人（注：清代陆军编制十四人为一棚），差头三人。其二，驿站不但有成套刑具，驿站还设有监房。有一部记载直隶河西驿的手记《驿事纪略》中就写得很具体：“各内外衙门派人持火牌、兵票押解人犯沿途宿驿。为避免发生逃亡事故，有的驿站设置囚室，用以关押在途人犯。这是驿站的固有职能，由来已久，并非新增加的任务。”其三，驿站还是犯人服刑的场所。明清时将犯人发配到驿站从事驿站内最艰苦的劳役，这叫“摆站”。蒲松龄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大写特写高邮盂城驿内摆站犯人的服刑活动。小说深刻刻划驿内内幕，令人发指。其四，驿站还可以公开出“告示”，如《涌幢小品》载：“前在京，过安福胡同，见兵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后归家，见驿丞告示亦大于知县。”
驿丞虽小，但直属吏部。州县的驿站设驿丞一职，主管驿站事务，为一驿之长，官秩为从九品，未入流。《明史·职官志》云：“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驿丞由吏部任免，并按规定考核铨叙。驿丞的工作是专职送往迎来，周旋于上司、显宦之中，责任却也十分重大。“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这说明，驿丞官虽微小，但发生在邮驿之中的事端非常纷繁复杂。一些驿丞勾结权势、串通州府，对上卑躬屈膝，对下作威作福，百姓视之如虎狼。京剧《临江驿》对此情形有着淋漓尽致的描述。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信息时代，驿站已成为过去，邮政也在发生着蜕变。但古代驿站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担当的政府职能，不能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