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铁口述父亲——,无法绕过的秦邦宪】秦秦邦宪
时间：2019-04-15 03:16: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秦邦宪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而提起他的俄文名字——博古，大家就熟悉了。 30岁时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如今，这位中共中央前总负责人，在中共党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始终有些模糊不清，却又无法绕过，而对他的介绍也只是数百字。
他24岁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的位置；28岁又交出领导大权；39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2010年4月30日，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秦邦宪的儿子——秦铁。
历史给父亲安排了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过私塾。1921—1925年（14岁至18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他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二十多个学校三千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时苏联当局的要求父亲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多次告诫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了一段弯路。他后来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母亲说，你父亲总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的发言大会的发言中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所以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20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文革”期间我经常去看望王胡子叔叔。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作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十三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父亲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其实是父亲和周恩来商量后要求开的，目的就是总结湘江战役的失利原因。会议由父亲和周恩来主持，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的。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会议是父亲主持的。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邓发、何克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
我听到的说法是，因第一天的会议产生激烈争论，第二天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各总部和各军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遵义会议专指政治局扩大会议。
增加的人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参加会议的总人数19人，有表决权的10人。
在会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适合，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任军事指挥。 我父亲是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党的总负责人专用的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权力之后，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遵义会议后，父亲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石达开曾率领一支部队，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大渡河，在四川建立太平运动的根据地，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石达开及其率领的部队壮烈牺牲在大渡河边。”“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当时党中央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张学良打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去。当时扣住了蒋介石，形势很乱。中央决定先让周恩来一个人去，随后由我父亲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那时叶剑英也从陕西过去，协调红军和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的问题。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
父亲在其中主要做党的工作，当时形势很乱，要做通党员的工作，还要做通民主党派的工作，这样才能和平解决。父亲在西安还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
释放蒋介石以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父亲在1937年又到了南京，和国民党继续谈判，解决部队、解放区的改编问题。
我认为那时候我父亲之所以还能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是因为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交出负总责的权力，并不是交出了所有的工作。
1937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从南京监狱释放后，很想再回党内来，要罗汉（陈独秀的学生）和中共驻南京代表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接触。大家觉得此事重大，必须向中央请示，所以要罗汉直接去延安跟中央领导面谈。但罗汉到了西安后，因为大雨受阻，未能成行。
罗汉走后，陈独秀与我父亲及叶剑英见了面，表明了他的立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不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问题就卡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又托人来谈，希望再见一面。
这时，延安来了电报，张闻天和毛泽东在电报里提出了陈独秀回来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申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得知后很不满：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他写了一封信和七条抗日纲领要罗汉转交给我父亲等人，我父亲看了以后，认为陈的观点与中央的条件“并无不合”。
但后来又出了意外。当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觉得中国托派不可与苏联托派论同，可以考虑与陈独秀形成合作关系，联合抗日。但王、康大为恼火，认为斯大林正在反托派，我们怎么能与托派联合呢？王明甚至还说陈独秀每月拿着日本人的300元津贴，是为日本人工作的汉奸。这下闹崩了，形势急转直下。
确实很遗憾。陈独秀毕竟是中共元老，我父亲之所以后来没再与陈独秀见面相谈，主要是担心自己资历不够，以前又没与陈独秀接触过。陈独秀1942年在异乡郁郁而终。
照片上的父亲
被换成了门板
我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张报纸上，我给他们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又根据他们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刚开始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1979年3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志到我家慰问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时，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同志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后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原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同志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后来出版社洗了一张大的照片给我，专门向我们赔礼道歉，到1979年6月份，军博、革博都把四人照放大到一人多高，进行展出。至于是谁改的，已经无处可查，应该是“文革”时期改的。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我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这天父亲抵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出版社的编辑部解释说，用三人照是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朱德是总司令。但我父亲当时也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呢？就是因为他是“左”倾路线的代表。
这张照片查到底，发现是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出版的画传里出现的，朱德的画传里也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