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之后:当代小说与叙事伦理*|
时间：2019-04-12 03:31: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要谢谢解志熙教授的介绍，溢美之词让我愧不敢当。我要借这个机会向解教授和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同学问候，大家好！这的确是个非常难得的访问河南大学的机会。现在，我要利用以下的60到70分钟时间，向各位报告关于当代小说阅读与叙事学以及叙事伦理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的限制，也许我未必能展开我的命题，但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我目前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如何把当代文学和我们更关心的现代文化，以及社会公民意识这样一个更大的议题连锁在一起。同时，我相信在座的同学多半是文学系专业，也许下一回会有其他热门的，尤其是理工医农专业的同学向你们挑战“为什么念文学”。我们也需有一个说法，知道为什么对于文学，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建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仍然坚持着把文学操作下去，把故事继续地说下去。所以，在今天怎么样说我们的故事，或用比较文雅的话来讲，如何经营我们对于叙事方法以及叙事理念的实践，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的承担。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重的字眼——“伦理”，来说明我今天的心情。
那么，首先回到刚才解志熙教授的介绍：“众声喧哗。”这四个字，我想在座的对比较文学或是欧洲文学有涉猎的同学知道，是俄罗斯重要的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套文学理论。巴赫金一生有非常传奇的起伏，而在他众多理论的发现里面，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众声喧哗”（Heterogiossia）的观念，最受学界的重视。我必须先在这里“坦白从宽”，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曾一度对西方的现当代理论非常着迷，无论是福柯或是德里达，或是巴赫金等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读到巴赫金的著作，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以后我把这个词翻译成了“众声喧哗”，1988年，我第一次在台湾出版了论文集，出乎意料之外，翻译的这个词“众声喧哗”，之后就常常被大家引用，影射巴赫金对于现代语言学以及语言社会学方面种种的多音复调的一种观察。但是，今天没办法在这里对这个理论作详细介绍。巴赫金主要强调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语言的交互表达永远是在一个多音复义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尽管在社会上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大型的宣誓性的“大说”或者论述，但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上的活力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里面，把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的时候，经由语言的方式相互交错形成的共鸣，或者是反折，或者是平行，或者是毫无关联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所以，“众声喧哗”在这里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批评的语汇。相对的，巴赫金所要颠覆的对象，他所要提出指责的对象恰恰是所谓的单音独鸣的现象。唯我独尊的声音，也许往往如雷灌耳地在我们周遭回荡着，但是巴赫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它的活力，就必须承认和容许不同的声音在不同的情境里展现出不同交错、互相来往、喧哗的可能性。这是他的观念的基本论点，在这里，我只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
这个论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欧美学界非常重视的一种批评的理念，而在漂洋过海来到亚洲之后，在亚洲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也先后引起了许多共鸣的声音。那么到了中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巴赫金的大名，我想任何对于现代、当代西方文论留心的同学们应该都听说过。“众声喧哗”，往往是我们第一次就提出来的巴赫金式理论的重要观点。而配合着中国当代社会大幅度的变动，“众声喧哗”这个词往往被当做不只是在语言社会学，也是在文学，甚至是在政治上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互动的一个现象或者是一种可能。但是，今天我所要谈论的问题是：“众声喧哗”在喧哗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交互运作的语言以及文学表达上的观念，但是下面的一个问题是：“众声喧哗”以后，我们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种什么样的人我关系？或者用今天的讲座的命题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伦理结构，持续地让我们的社会来发挥它的活力？所以说用这样一个题目，我希望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在巴赫金提出的“众声喧哗”的前提之下，我今天介绍另一位西方理论学者，她的名字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也都知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个重要的犹太裔学者。她有另外一个比较八卦的身份，她曾经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情人，有很多令人遐想的余地。但是不管怎么说，汉娜·阿伦特不愧是20世纪欧洲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她众多的学术著作里面，我们只挑出一项重点来说明，就是她对于所谓公共生活与说故事之间的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的阐述。非常有趣的是，阿伦特也是在1975年过世的，所以说她和巴赫金是同辈人。但是巴赫金的一生是在俄罗斯或者说是在苏联的统治下度过的，而阿伦特颠沛流离，从欧洲经过二战到美国，不断地换动她的研究和教学的地点。但是，也正因为她生活上的不稳定性，促使她不断地思考什么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公共生活或是公众生活。对她来讲，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理想的公共生活，应该是像希腊的城邦时代那样。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讲，就是像一个小国寡民式的、社群式大小的这么一个存在。在这样一个存在里，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畅所欲言。因为畅所欲言，他们的观念、立场得以充分的沟通，而在沟通之后，在理想的情况下产生共识。所以这是她的最理想的以希腊城邦政治为蓝本所做的一个乌托邦式投射。但是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阿伦特对于这样一个公共生活里语言表达上的一个重点。对她来讲，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所有的公民既然能够畅所欲言，它就必须具有一个很强的言说能量。这个言说能量对于阿伦特来说，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你是否能把一个“故事”说得好、说得清楚，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一个人我交汇的环境里来坚持你的说法，把自己的信念、立场说得圆到。这种叙事的能力对于阿伦特来讲，其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的要求。也正是在说故事的过程里——换句话说，正是在叙事能量的展现过程里，一个社会的互动结构开始充分地发挥。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故事说完了，社会的共识也就达到了。但事实上呢，阿伦特自己也理解，这样一个说故事的情境并不是一个能够永远付诸实践的可能，一个真正的公民实践的社会性的可能。所以她不断地在她的著作中，尤其是晚年的著作里提到叙事之必要、说故事之必要，将其作为社会继续去追逐或追求公民群体性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