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想的危害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
时间：2019-04-03 03:17: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司马迁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成一家之言”，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其经济政策主张放任私人经济生产活动。回顾历史，司马迁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家学思想传统和西汉时期封建经济发展臻于繁荣的反映。
【关键词】 自由放任；家学思想；封建经济繁荣
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经济学界对垒的两个思想阵营。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种现象也曾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例如，儒道思想从法乎自然出发，主张“无为”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倡导农商并重。商韩法家则强调富国强兵，主张“国富民贫”，独重农业。《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某种融合。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和巩固，国家干预主义和重农抑商思想成为历代主流思想，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如梁启超所言：“前哲精义，千年湮没”。在今日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妨回头探寻前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和源头。
一、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平淮书》和《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管理应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其意思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最好是不加干涉，听任私人进行生产和贸易活动；其次是国家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其次是用教化的方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又其次是由国家采取行政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最差的办法是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由此观之，在司马迁看来，评判国家经济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程度越低越好。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上诉管理国民经济的主张，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首先，司马迁认为人求富欲望的本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司马迁认为，求富欲望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俱欲也”。（《史记?货殖列传》）尽管早有先秦思想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但都认为要用礼引导或用法限制。而司马迁认为，人性之所在，难以扭转，主张放任之，“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诉，虞夏以来，耳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已。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都说为了利而奔波忙碌。所以说求利求富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其次，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各个部门分工形成的，缺一不可。“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虞工商的协调发展，他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而财匮少。”因此，他不赞成认为的压制哪个部门。最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发调节的机制，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可以受到自发的调节。“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所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就是说，在人们为了求利而努力工作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使整个社会经济自动地有序运行着。“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司马迁看到了价格自发波动对生产、流通和供求的调节作用。因此，他主张听任价格的自发波动，不必加以干涉。司马迁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了其政策主张的依据。
二、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形成原因
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其个人经历体验和时代背景离不开。回顾历史，司马迁经济思想自成一家，与其家学传统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学识渊博的史官家庭。司马迁自己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有重大影响。司马谈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学术思想方面以道家为主，综合各家。他认为道家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各学派最适合作为治天下的指导思想，但同时又认为儒、墨、法、名、阴阳各家也各有所长，应加采择吸收。这实际上是要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家的优点，丰富发展和改造道家，以形成一个新学派。他的这一学术研究的道路，直接为其子是司马迁所遵循和完成了。所以探寻司马迁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以道家思想为主，博采各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的显著特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根源是道家的思想，特别是战国末至西汉初期发展兴盛起来的黄老之学这一道家的新支派。但与传统道家思想不同，司马迁主张全面发展经济，反对道家的“寡欲”思想。在坚持无为放任的思想传统之下，他从荀派儒家和法家吸收了那种要求满足欲望、喜好富贵看作人的本性的论点，以改造道家那种消极的“寡欲”、“知足”的思想。此外，他吸收了儒家、法家要求富民、富国的思想，来改造先秦道家那种赞扬原始落后的经济生活的思想；同时，又批判了儒家、法家把富国和富民对立起来的看法，创立了富家和富国相一致的经济思想。他吸收了先秦儒家和法家那中国重视分工和工商业的思想，改造了道家那种把工商业的发展看作违反自然的观点。
西汉初期“休养生息”政策下臻于繁荣的封建经济，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秦王朝苛政以及西汉代秦的连年战争之后，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百姓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西汉初期，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实行了“约法有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利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等一系列与民休息、强本节用的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社会繁荣。《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在以“无为”思想指导的政策下，农业生产的增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封建国家以及地主、商人的“公私之积”都十分充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随着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日益趋于强化，司马迁的放任主义经济思想必然不受到重视和采纳，其经济思想主张也必然湮没在千年史海中。但其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有一定的借鉴和反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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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江斌（1990-），男，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研究方向：经济学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