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写了多少年 论《史记》的悲剧性
时间：2019-02-12 03:24: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史记》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史记》中融入了司马迁的身世的不平与悲剧情结，通过作者的精心选材和情感寄托，使得这部著作充满了浓郁的悲情色彩和高亢悲壮的崇高美感。
关键词：史记 悲剧性 悲壮美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详尽地记录和总结了汉武帝以前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是一部文学巨著，作者司马迁独具风格的记事写人所展现的浓烈而深沉、高亢悲壮的悲剧情结，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喟叹。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得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１］作者遵循历史的现实，写出了历史的苍凉，也让人物的悲壮突现了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史记》所记录的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悲剧的历史。作品在人物类型、故事情节以及作品风格基调上都彰显了这种悲凉。
一、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
《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的开拓者，“他的笔下的人物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其他人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还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２］据当代《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的初步统计，《史记》大大小小记录了120多个悲剧人物。这些人物因特定的历史环境，或因自身的原因，或各种矛盾的交织，他们或自杀或被杀，或历经一生坎坷磨难，或终生不得志郁郁而死，在他们身上都闪现了抗争与追求的生命张力，他们的形象在历史画卷中留下悲壮而崇高的笔墨。
对于《史记》的诸多悲剧人物，概括地说，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类：
他们是新生事物的代表，是历史的进步的先驱者，是在与强大的旧势力斗争中蒙受杀戮迫害。如战国秦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空前富强，为日后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遭到了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最终在孝公死后车裂而死，族灭全家。吴起楚国变法，卓有成效，但同样遭到了楚国反动贵族的联合反对，最终也是被残酷地杀害。汉代的晁错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力行削藩，最后竟无奈地被斩杀。这些人物都是代表着历史的某种必然要求同暂时还很强大的旧势力作英勇斗争时壮烈牺牲的。
他们曾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却由于自身的过失而导致最后的失败。如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晚年因为不听管仲的劝告，而信用奸佞小人，结果在其病中发生了诸子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以致死后无人理丧，“尸虫出于户外”。最具代表性的是项羽，高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叱咤风云，但他后来刚愎自用，屡不听范亚夫之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被迫自刎于乌江。在这些人物身上闪现了某种命运感，但更多的却是留给了历史深刻的反思与喟叹。
他们有的大功于世，却受到了嫉害，悲惨地结束了人生。魏国公子信陵君曾为保卫魏国抵抗秦军入侵立下大功，晚年却受尽猜忌，抑郁而终。韩信“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来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杀害，应证了“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在这些悲剧人物的身上，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刻薄少恩，对功臣横加打击以致残酷杀害的罪恶行径。
他们是一批忠于国家，坚守节操，为某种道德、正义而亡的悲剧人物。像屈原忠贞爱国，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度放逐，但他不改节从俗，最后竟怀石投江而死。齐国隐士王�在燕军攻入齐国后，欲用之为将时，王�却以“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吊树而死。这些悲剧人物的信念、品德、节操与人格精神给人无尽的叹惋。
他们是一批下层人物，他们见义勇为，“士为知己者死”。《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专诸、荆轲以及《游侠列传》中的朱家、郭解诸多游侠们，他们为信义、为知己、为解决灾难义不容辞，从容赴死，闪现了源于市井之中底层人民的人性美，他们都死得轰轰烈烈，慷慨而悲壮。
这些性格各异，富于张力的悲剧形象，在他们身上或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在面对生命的价值的选择中，在面对人生的困苦中，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他们都通过实际的行动显示出了奋斗抗争的生命内涵，凸显了历史进程中的人性美和悲剧美，他们也成为了《史记》悲剧故事的悲剧对象和主角，他们的命运反映的是历史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的悲剧。
二、悲剧型的故事情节选择
《史记》中描写的故事情节叙述人物的悲剧性行动，营造悲剧氛围并揭示人物苦难的、毁灭性的结局，如人物的被杀、自杀或遭受痛苦或意愿未能实现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渲染悲剧的气氛，揭示悲剧深沉的内涵。
这些悲剧性故事情节贯穿着人物的悲剧命运。如《赵世家》中的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是晋国大夫赵朔的门客，在赵氏遭屠岸贾之难，满门被诛，门客四散之时，他们为了保全赵氏遗孤而共同定下密计，由公孙杵臼取别人的孩子冒充赵氏孤儿，让程婴去告发。公孙杵臼被屠岸贾杀害后，程婴又历尽艰辛，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并报仇雪恨。最后程婴也自杀身亡，“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刺客列传》中的荆轲秦庭行刺，身被八创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身死；聂政“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尤其悲壮；郭解尚侠重义，到处为人排解纠纷，最后竟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被杀害；其它如韩信、张汤、预讣、高渐离等，在与之相关联的悲剧性故事情节中，无不贯穿着主要人物的苦难的悲剧命运。
悲剧性故事情节刻画出人物的悲剧性行动，人物行为富于动作性、情感性，在悲剧性行为中展现人物性格特征，而不是相反，由人物性格左右人物的行动。如垓下之围悲剧情节，就是由人物的一系列悲剧性行动构成的。四面楚歌，写出了项羽内心的恐惧和绝望；霸王别姬，写他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田父治路，写他的丧失民心；东城之战，写他的英武韬略；最后乌江自刎，写出项羽的英雄末路之悲和凛然不可犯的王者尊严。这一系列片断无不是以动作写性情，写精神，从而赋予垓下之围这一情节结构强烈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使人慷慨激烈不已。《越王勾践世家》中写范蠡长男因吝财而持弟丧归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全源于长男一人的错误性行为，中男则成为悲剧故事的牺牲品，长男因意愿无法实现而蒙受痛苦。从人物行为中也见出长男鄙吝，惜财，目光短浅的个性特征。
悲剧性故事情节渲染了悲剧气氛，烘托了人物的悲剧色彩。如写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多么慷慨淋漓的场面啊！宋代朱熹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答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泣，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史记论事》）在这样浓烈的气氛中，再让人物自己作一首歌，而歌辞又是那样的悲壮，真是推波助澜，有力地烘托了人物的悲剧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再如《荆轲列传》中写易水送别，在这个场面上出现的形象是秋风、寒水、白衣、悲筑、豪歌、发指、嗔目。再加上荆轲的慷慨悲歌，这使得荆轲行刺的行为尤其富于悲剧色彩，这个易水送别的场面立刻变得更加淋漓酣畅，姿态横生起来。
三、司马迁生命价值意识的融入
对于司马迁来说，选取这些充满着抗争与悲凉、激越与慷慨的悲剧人物和故事来作为全书的主体基调，这和他的生命价值意识是分不开的。在这些人物和故事中都或多或少融入了他的情感，寄托着他的爱与恨，诠释着他的那份超越生死、追求生命韧度的价值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是一个悲剧，他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奇耻大辱，不堪忍受，几欲自杀。但尽管悲愤满腔，司马迁仍然坚强地活下来了。他用“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诠释生命的价值。可以说在道家隐忍求生、无为中求有为和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自我价值张显的观念影响下，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在他看来生死不在生与死的客观状态而在生死的目的性。他在《报任安书》中列举那些倜傥非常之人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人来诠释自己受辱生存下来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自己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成就生命价值的意义。这种超越生死的价值观也影响着他在创作《史记》过程中的情感寄托和价值观念。于是我们能在《史记》诸多人物传记中看到：伍子胥面临楚平王的无辜屠杀时，他的父兄惧死，他拒不就范，逃亡吴国，借兵复仇，后来作为吴国的功臣与奸臣斗争被逼自杀；韩信早年隐忍市井之徒胯下之辱成就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但终其一辈子却是“存亡一知己，生死两妇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残身掩行，三次刺杀，执着顽强……在他们身上司马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与同情，他正是将这种隐忍而发的生命张力与自己的生命意识有机结合，让人感怀奋进。
“悲剧渗透和弥漫于全部人生领域和整个人生历程，这是必然的。”［３］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生死历程本身就是悲剧的。历史的长河，前进与倒退，刀光剑影，优胜劣汰，其中有太多的历史苍凉，司马迁的人生历程也充满了悲情，历史的苍凉感和人类本身的悲剧性与司马迁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悲剧意识上的契合，于是玉成了《史记》的悲剧美。
四、鲜明的悲剧风格和强烈的悲剧精神
高亢激越，悲情壮美是《史记》中悲剧故事的主题基调，也是它鲜明的悲剧风格。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说历史是艺术的，是因为它也极富美学性，历史本身就存在各样的美：壮烈之美，幽远之美，苍凉之美和智慧之美等。而《史记》正是以一种壮怀激越、苍凉悲壮的美鲜明地展现在后世读者面前，给人深切的叹惋和催人奋进的勇气，而在历史的美学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这样的悲剧美。陈涉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后为奸人所害；项羽兵败，不过江东，乌江自刎；屈原追求美政遭到放逐最后自投汨罗；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却终生不得封侯，到晚年自刭幕府；荆轲过易水，报知己，刺杀秦王不成而身死……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闪现着壮烈与悲情、高亢与苍凉的悲剧美，也正是这样的抗争毁灭，成就着《史记》浓郁的悲情与豪气风格。
“悲剧感和悲剧精神表现为一种英勇抗争，坚忍不拔的意志，一种悲壮的激情。”［３］朱光潜说：“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４］对命运、对时代、对困境的抗争，就是《史记》中悲剧人物展现的鲜明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它不使人感到消极悲沉，反而鼓舞读者的志气。《史记》的悲剧人物都是有理想、有目标、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他们对历史发展作过贡献，或者曾对当时社会有过某种震动，对后世产生过某种影响，总之一句话，他们都充分表现出了人生的价值。”［２］《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都有着顽强的抗争意识，他们超越了生死，有着崇高的道义和坚强的勇气，并将这种宝贵的精神价值带入毁灭。
因此，他们的死在后人看来是值得的，是一种崇高纯美的撕碎。陈胜、项羽等胸怀大志，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断为着理想奋进，虽其思想带有某种局限性而失败，但他们英勇不屈、积极向上的气概无疑鼓舞人，使人振奋；像孙膑、苏秦等人，在艰难中考验磨练出来的坚韧值得人们钦佩；商鞅、吴起对历史作过重大贡献而落得悲凉的结局展示了生命的崇高价值；屈原、王�等宁死不屈，爱国忠君，崇高的责任使命感为人感慨不已；还有像那些刺客游侠们，他们为自己的理想、知己、信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更让人看到了一种死的悲壮、死的崇高。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史记》浓郁的悲剧色彩不仅仅是历史的展现，更是将某种撕碎的崇高与纯美一览而现，为后世读者深深地叹惋。同时，《史记》也凭借着这种悲壮的风格，在古代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坚实的丰碑！
参考文献：
［１］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２］韩兆琦.史记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３］王松江.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４］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