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鼓楼》看八十年代北京的文化记忆与想象|西安钟鼓楼广场
时间：2019-01-20 03:28: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内的普通市民们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既坚守着传统文化的记忆，又沾染了新文化想象。这部写于1983年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就像一幅冬至版的“清明上河图”，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及真实场景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北京市民思想观念及行为中的“官样”表现、“糊涂”观念、“忍让”精神的传承和做人“原则”的矛盾等独有的文化记忆与想象。
关键词：北京；官样；糊涂；忍让；原则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10-0126-01
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写于1983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刚一看书名，我们就能明确地将这部小说归为京味儿文学的范畴。书中讲述了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四合院内居住的普通北京市民们一天的生活及思想变化。八十年代的京味文学基本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联系着这种空间布局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
一、文化记忆：“官样”的表现
著名“京味儿”作家老舍先生习惯用“官样”一词来概括形容北京的文化特征，包括北京人图吉利、讲排场、爱面子的爱好及追求精巧“生活艺术”的愿望。作者刘心武透过自己的视角，以犀利敏锐的目光发掘出新的城市生活中隐藏着的无形的旧文化潜流，以及在北京人心中浮动着的新文化趋势。书中传统的北京老市民薛大娘，“她知道迷信归根结蒂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讽刺的话”，却会为婚宴上邻居詹姨的几句不吉利的话而懊恼不已，是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人结婚时不会再去算卦或求什么生辰八字，但也要讲究选一个阴历阳历的月、日都是双数的好日子，这显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北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北京人绝对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但他们不能也不愿真正放开自己的思想，这是“官样”生活的表现之一，破除封建迷信是必须的，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在乎，不能马虎了事。
小说中对北京人日常的行为做派的描写非常传神，像新娘子潘秀娅为自己置办家当时所体现的“四喇叭”精神，所有的家具家电大面上听上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档货，足以让外人眼红，可实际上都是便宜的“处理品”。她在同薛纪跃买录音机时，售货员也曾劝过他们：“干吗要四喇叭？买个俩喇叭的‘三洋’，听着比你要的这个不差，既经听，又省钱……”可是，潘秀娅才不顾是否实用，她所购置的东西必须都得说出去最中听最让人羡慕，用一句北京的俗话来讲，简直是“打肿脸充胖子”，要不然，太“丢份儿”。在婚礼现场出现了雷达表和“汤封”失窃事件后，新郎的父母却不敢张扬，更不敢立时去报案，丢失钱财不要紧，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面子”可就让人笑话，为保全“面子”，即使失去最佳报案时间也在所不惜。因为“面子”这个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非仅指人脸部上的那薄薄的一层，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习惯，是一个有着复杂意义的综合名词。北京人的许多做法，表面上说是图吉利，实际上就是爱面子、讲排场，作者将北京人的那种“小市民”情怀尽现无遗，悠久的历史文化，带给了北京人独有的“官样”记忆。
二、文化想象：“糊涂”的观念
八十年代初期，虽然京味小说中的北京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确倡导，但同时，随着时空的流转，这也是北京这个古老的帝国都市最为真切地面临着丧失其历史和文化标识的时期，《钟鼓楼》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北京的传统文化记忆，还参与到对这一文化古都未来想象的思考。郑板桥曾云：“难得糊涂”，是的，糊涂是一种高雅的人生境界。郑板桥的“糊涂”是自愿的“糊涂”，也就是“装糊涂”，而心里有数，可书中的许多青少年的糊涂却是被动的糊涂，不得已的糊涂，就像小说中的那个“问题”青年姚向东，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们教给他“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们又给他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参加了“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而在初中毕业前夕，老师又开始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可耻的观念，而当今社会上却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可怜像姚向东这样的同龄人，他们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却要承受如此稠密、戏剧性的转折，他们只能被动的糊涂。许多像姚向东似的青年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糊涂的，对于一个心智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来说，任何一个观念的形成都是突然间的事。姚向东之流的本性并不坏，却又分不清怎么做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突变的社会风气，让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偶像，让他们失去了评辨是非的能力，加上许多父母没有及时地对自己的儿女进行教育，导致许多青少年迷失了自我，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的徘徊。
三、记忆想象的交汇：“忍让”的传承
作者刘心武凭借着对北京的文化与文化的北京的深知熟识与恰切把握，艺术地揭示了古老的北京的风俗韵味。老北京的老市民身上散发着类似古董光色的一些人格内容，例如书中的荀兴旺师傅，他应该是北京老市民的典型代表，我们在他身上时时能看到“忍让”的光芒。当荀兴旺师傅给一位妇女修鞋跟时，每一步每一环节都力求完美，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劳动。可是，修鞋的妇女并没有尊重他的劳动，反而抱怨价钱不公道，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而荀兴旺师傅默默地接受了，很自然的接受了。是“忍让”使得北京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群体，社会就像人类的躯体一样，它身上也需要储藏一些润滑剂的，忍让就像润滑剂，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便蒸馏出一滴来，及时地对那开始腐朽的机体进行润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人文化性格中的“忍”的内涵已完全超越了深埋在路喜纯父母人格中的那种涵盖形式与实质。历经了时代的洗涤与社会思想文化进步的淘沥，在路喜纯这样的北京新市民身上衍生出了北京新文化精神的光彩。作者写了他在给薛家喜宴掌勺时受到“胡同串子”卢宝桑的莫大侮辱，当众揭出了他父母在旧社会的卑贱身份。在这种令人难堪、愤怒的时刻，路喜纯“仿佛被人重重地朝胸口打了一拳，脸上的血猛地飞散了，变得煞白煞白”，他的拳头就要高举起来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他选择了忍耐，他意识到今天他对这个办喜事的家庭所承担的任务。路喜纯的“忍”使人体味出一种悲壮，其中已将逆来顺受、屈尊强者的负面消极内涵削减到近于零点，而融入了崇高的舍己为人等积极的时代精神。这种“忍”，既包含着一种为了他人而强咽苦果、强按怒火的顾全大局，越是在屈辱中越要镇定大度的自尊自重。这种“忍”，已经超越了老北京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行为规范，而升华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文化透视的敏锐眼光，在北京这个城市中文化记忆与想象最明显的交汇――“忍让”的传承。
四、记忆想象的碰撞：“原则”的矛盾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究竟是不是好士兵？”这个问题就是八十年代初期，北京新老市民在思想上的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年轻积极进取的荀磊和女友冯婉姝都将事业的发展看作不可替代的“大事”，他们对拿破仑的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崇拜不已，两个人讨论的主要内容都是与事业有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可是荀磊的父母却认为：“要是当兵的都成了总司令，那谁还能指挥谁呢？”尤其是荀师傅，他当兵时连争取当连长的想法也没有过，他从不奢求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盼望出人头地，他的做人原则就是“踏实”，他觉得像荀磊和冯婉姝这么想，分明就是架子大，不满足现状！其实，荀磊和冯婉姝所追求的事业，也都是国家需要的，而荀师傅所坚持的原则，也很难有非议，也难怪荀师傅会这么想：“他们好学习，好钻研，肯下苦功夫，敢干大事情……难说谁是谁非，但他们跟自己，分明已经是两种心思！”荀师傅夫妇与荀磊、冯婉姝之间对于“原则”的矛盾，是文化记忆与想象的碰撞，是时代变化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荀磊、冯婉姝等年轻人习惯彰显人的主体性，突出了主体的意志抉择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而老北京们却很难理解年轻人的思想，因为从旧到新的变革过程总是要受到长时间的抵制，而且改革往往还会迅速改变自己的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所说的“原则”不是作者采取的某种立场或态度，它在进一步转化为作品内在的肌理和叙述的策略中反映出当时北京文化记忆与想象的矛盾。文化记忆中的“官样”表现，城市想象里的“糊涂”观念，记忆与想象融会时“忍让”的传承，还有记忆与想象碰撞后所产生的不可避免“原则”上的矛盾，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八十年代北京文化的记忆与想象。
时空流转，钟鼓楼下的文化记忆与想象丰富又独特……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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