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先生”成才之路与“格物致知”的新解:格物致知的意思是什么
时间：2019-01-17 03:25: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1627~1705),字中孚,陕西周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因取县名繁体字“山曲曰�,水曲曰�”而自称“二曲土室病夫”,后世学人誉为“二曲先生”。 二曲先生,“童年丧怙,三党无依,加以屡罹变故”,父死于战乱之中,只能与母相依为命,苦度时限,几乎在未能入塾的情况下,利用拾薪采蔬之暇,在田间地头奋发读书、潜思广问而成才的。十多岁后,受邻县北宋巨儒张横渠影响,深感时艰世乱,民生困苦,遂弃艺文而致“六经”,力履“修齐治平”之道,将张横渠创立的“关中学派”(世称“关学”)由衰落转入兴盛,也为儒家“格物致知”这一古老的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引起世人瞩目,百姓推崇。
(一)
“格物致知”,本属上古学人的认识论范畴,即通过接触外界各种事物,获得各种知识和能力。孔子修“六经”后,遂变为儒家修身治学的基本命题,并从《礼记・大学》中集中地予以阐述,将其概念引申到伦理道德范畴,成为“修齐治平”人生价值取向的起点与门径。其原文表述如下: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可见,这种表述的逻辑程序和价值取向,是以学子修其自身为起点,又以自身修成为终点,而修身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词是“诚意”和“正心”。孔子之后,经书毁于秦火;两汉之后,今古经学先后复兴,又争辩纷起。东汉末,郑玄集经学之大成,注解《礼记・大学》,于“格物致知”注曰:“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此致或为至。”在这里,“格”失去了接触事物的含义,而“物”又被完全陷于伦理道德的范畴里,以知善来善、知恶来恶而释之,这就意味着把人对自然物的接触和认知,从认识论的范畴中淡去了,而唯一的认识客体被锁定在人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范畴之内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文化在内修与外务关系上二者价值观起点上的异同了。
东汉后,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因受释学北渐之影响,在两次民族大融合中,儒家也在汲取释道两教因子的基础上与时演变。加之北宋末期,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空前加重,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仕人学者,就产生了从经学的重新注解中探寻出路和亮点的强烈愿望,于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颢、程颐二兄弟开创和朱熹倡导的理学,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及其后明代的王守仁倡导和传承的心学)就应运而生,并在“格物致知”问题上争论不休。朱熹继二程之学而集注“四书”,将“大学”篇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位置“四书”之首,且居群经之前,可见他试图从曾参、思孟学派的经学旨向中探求“修齐治平”的亮点。这表现在对“格物致知”的注释上,首次突破郑玄旧注的局限,将“格物致知”以“即物穷理”而涵盖之,解析之。这样“即物”就有了接触外界“事物”的含义,从郑注之“人事”扩展到自然界之“各物”。同时,朱熹又将“即物”与“穷理”用“循序而致精”与“居敬而持志”贯通起来,这就不但突破了郑玄以“事”代“物”的狭隘性,而且也纠正了郑玄把一个认识论的命题完全变成“唯德是求”的价值偏颇。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朱熹对“格物致知”以“即物穷理”而代,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理”字上。他借用孔子“天命不可违”,提出“天命即天理”“天理不可违”的论断;又把孔子“小人喻于利”解释为违背天理的“人欲”所致,从而得出“存天理而灭人欲”的结论。这样一来,不但使其所提出的“即物穷理”带上了玄虚神秘的宗教色彩,难以践行,而且从世界观方法论上陷入心物二元和知行对立的窘迫境地,从此引起儒学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纷起。
(二)
首先提出质疑的是与朱熹同时代的陆家三兄弟。九韶、九龄指出:“格物致知”之学本以“切于日用为主”,可朱熹却把它搞到了“太极”之上的“无极”玄念,这怎么能实现“省察本心,践履道德”的至善目标呢?三弟九渊对朱熹的批评就更系统、更激烈,他从“心即理”这一基本论点出发,以孟子“万物皆备我矣”为依据,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为学之方法只在于“立大而知本”,“发明本心”“明心见性”而已,并非所谓“即物穷理”。明代的王守仁,初学时很崇赏程朱的“即物穷理”,以庭院中所长的竹子为物而格之,而即之,穷究其理,三天之内日夜劳虑,病倒在床,痛责之:程朱之妄言误我矣。从此转学陆氏心学,猛烈抨击程朱理学,以至对“格物致知”提出异议。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就是说,天下的事事物物之理,不在我的心外,而在我的心内。只要我诚心正意,尽弃私欲,致我心于良知,就可实现至善的修身目标。
由上可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它们在对立中也有统一。所谓对立,是“天理”与“吾心”的对立,即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的对立;所谓统一,系指主体认识的真理观与客体对主体道德价值诉求的统一。不是价值观依真理观而统一,是真理观依价值观而统一。但从二者在争论中所申述的观点看,各有其值得借鉴的优点和缺点。程朱以“即物”解“格物”,不但具有接触外界万事万物的意思,而且有“循序而致精”的方法论意义,较之陆王只通过内心自省而求“良知”之法就实际可行了。但是,陆王强调:学习先要从“正心诚意”出发,为人处世先要从“致良知”开始,才能做到知行合一、表里一致,这显然又是较程朱的优势。
继王守仁之后,出身盐工的王艮,在兼采上述二派之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著名命题,主张从百姓的衣食住行上探求真理。他根据《礼记・大学》中的十六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对“格物致知”作了既符合原意又能为两派接受的解释。他把“格”解释为“格式之格”即“�矩之谓”;将“物”分本末两类,“身心是本,货利是末”;“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只有以强身心,方有货利集聚;只有诚心处事,治平随之可期。这就把内修与外务、明体与适用的关系统一了起来,把“格物致知”的价值取向落实到“修齐治平”以至“百姓日用”的民生上来。王艮的这一新解,对李�的致学历程和对“格物致知”的再探究再创新起了示范和启导作用。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明中期泰州安丰场人,自幼家境贫苦,随乡人以贩盐维生,颠沛流离,饱尝甘苦而无缘于学。而立之年,未免不感到前景灰暗,心情悲沉。一次,随乡人去山东,经孔林,谒孔圣,徘徊良久,慨然愤之曰:“子亦穷患所生,方能立志成才而为万世师表,我何独而不能?”于是,立购《孝经》、《大学》、《论语》等书,随行外出置之袖中,逢人就问字质句,勤思多悟,渐入“修齐治平”之道。此时,王守仁心学影响颇大,王艮慕名千里投师,赶往江西就学。学中,与师常有质辩,不为之苟同。阳明奇其才华,不加责备,反为赞赏,使其个性特长和致学风格独成一家,发扬光大。此后,王艮将“致良知”一说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于己切身体验相融合,升华出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和看法,其中“百姓日用即是道”就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为了践行这一口号,他矢志终生讲学,广招家境贫寒却有一定实践阅历的学子就读,如樵夫朱恕、窑匠韩贞、农夫夏廷美、卖油佣陈晟等等,后来都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杰出人物,从而也破天荒地把经学的致学之道引向大众化、民间化的方向,使“格物致知”这一古老命题获得新的含义,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
上文已提及,李�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处境与社会遭遇与王艮有诸多相似,这就使李�立志成才的心路与王艮息息相通。于是他专门收集明代以来“迹本凡鄙卑贱”而能“自奋自力”的人和事十余篇,编写成《观感录》,借以师古自励,其中《心斋先生――盐丁》位居首篇。记而述之,观而感之,其情怀溢于字里行间,决心向心斋先生那样,“一洗俗学支离之陋”,“原人人共明共成之学”;“因百姓日用以发良知,因百姓日用以至穷理”,统一知行,协调内外,以达修齐治平之宏旨。
在这里,还须提到北宋哲学家张载对李�的重大影响。张载,眉县横渠镇人,青少年时代喜习兵法,后逢范仲淹当面开导,转习儒学,潜心研经,继而,讲学关中,创立关学,形成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直面佛道两教在宇宙本体论上的严峻挑战,他以“太虚即气”的学说回击“空”、“无”;直面孟荀以来人性孰善孰恶的不休争论,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重性人性的对立统一观。从而以实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和抱负。由于周眉地域毗连,心息相通,李�从小就自发地趋向张载的治学之道。①他反思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与天理的玄虚之风,兼采张载的“学贵有用”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创立“悔过自新”之说,并以自己弱冠之年弃俗学经、幡然悔悟的切身体验加以说明。从而为“格物致知”从“虚学”转入“实学”打开通道,也为“格物致知”树起了“明体适用”的前进路标。②如何才能真正“悔过自新”呢?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人性善恶之辨与理学心学的争论问题。如以人性善论,就不存在“悔过”;如以人性恶论,则不存在“自新”。如以天理而论,人欲必尽除之;如以心性而论,本性恶之人又何以致良知?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李�运用张载的“气化万物”一元论,和“气质化人”二重性论来解答之。他说:“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本至善无恶”,但入世之后,“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世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就变得像“明镜蔽于尘垢”那样不光亮、不洁净了。如果欣逢良师点拨,悔过自新,格物致知,就可以复归原形,“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合明”。他还指出“性虽无不善,而禀赋有纯驳……于是发乎外表者有善与不善”的差异。这样,李�就把这个千年之辩的结论又回复到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上了,从而就把潜心就学、格物致知,从先天上而降落到后地上来了。这里的关键就是后天的学习了。③在此基础上,对“格物致知”的内涵和外延给予了创新与扩展。李�治学研经,始终以“致中和”为出发点,去博采众长,融化提炼。他说:“格物二字,诸说纷纷,犹君聚经。吾人生于其后,不妨就资之所近取益,不必屋上起屋,再添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是他把程朱与陆王之争中和起来, 汲取双方言论中的精华部分,融为一体,提出自己的新解。如他对“格物”二字的解释就是:“格物犹言穷理也。物格知至,理已明也。”他汲取朱熹把“格物”理解为“即物”,并用“循序致精”贯穿到“穷理”的优点,从而提出格物致知须“虚明寂定、动静合一”的新命题。二是他继承了王艮“百姓日用即是道”和“物有本末,事有先后”的论断,将所格之物从“身心、意识、家国、天下之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从内本与外务、修己与治世的关系上归为两大类:“知意身心”为立身之本,“家国天下”为外务之事,一再强调:“本立而然后家国天下可得。”三是在立本修己的问题上,特别强调“格物须先扫除廓清不使尘情俗气牵滞于胸中”,才能使“学问思辨、精神志虑全副归之于理路,研几透而全体具呈”。李�还提出“格物”与“玩物”的根本不同,“格物在穷理,穷理在修齐治平”,而玩物则是“夸多斗富,徒雄见闻”,“丧志愈甚,去道远矣”。四是把“格物致知”与“明体适用”结合起来,使儒家的经世致用宗旨从上而下贯彻到老百姓日用生活中。他常告诫学生:“圣人者,常人而安心者也”,“此心惟贵平常”,“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骛高远”。在李�看来,所谓“体”就是“明道存心,严于律己”;所谓“用”,就是“经世宰物,惠及生民”。先生在关中书院讲学,专设《体用全学》一课程,谆谆告诫学生:“明体而不适用,失之腐;适用而不明体,失之霸。腐与霸非所言学也。”从他给学生开列的读书目录看,朱熹、王阳明、张横渠之著,多归之明体范畴,而《大学衍义》、《吕氏实政录》等多归之适用范畴,前者强调基础理论和致学方法,后者强调国家律令、经济实务以及屯田、水利、盐政的实施与管理工作。并把了解民情、致力民生作为适用的落足点。最后一再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如果“学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就等于白学了。
(四)
李�的成才之路和他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影响广阔而深远,学者学子如流似水从全国各地涌向关中书院,使自张载以来,中经泾野、少墟而衰微的关学迅即复兴起来,达到顶点。清初朝廷力倡举贤,自下而上,从州县到朝廷,多有人举荐李�。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玄烨西巡,欲旨召见,他以有病在床、为母服丧为由,力辞不应。这当然有士不侍二主的“气节”之风,但“潜心致学而以明道”却是更主要的缘由。李�生平为学,多与学者交往,“明学术,省人心”,“倡明关学,润泽三秦”,是他毕生之志。他或拜访或会客,皆在学者和学子之间,与顾炎武你来我往,交情甚笃,并反复辩论“体用”问题。同王山史、李因笃等几位旧友,或书信往还,或聚会论学,长此以往,整三十年。其学术人格如日月之映辉,如春风之化雨,遍及大江南北。由是,与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明当时,誉为“三大名儒”。
当然,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总带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亦有经学道统的保守性。以“格物致知”而论,尽管他能适应所处时代的要求,博采各家之长而赋予其新的意蕴,但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他仍未转到彻底的唯物论的立场上来。受张载人性气质论的影响,虽试图致中和于朱王之间,但实质上仍在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间徘徊;在认识论上,尽管他采朱熹与王艮之长,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但仍未把生产实践作为格物致知的基础和桥梁,反而过多地强调了“自省”中的“虚明寂定”。这对于衣食无着的老百姓是很难做到的。
李�死后,康熙年间总汇经籍,鸿篇巨制,皇帝钦定。于是,关学就被淹没在汉学的汪洋中,“格物致知”作为一个争辩了数千年的古老命题,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蒙上了历史的尘土。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维新思潮泛起,“格物致知”日渐被赋予了时代的含义,原有的道德论旨向被认识论旨向所主导,形而上的心学理学被形而下的自然科技所取代,格物的“物”,变成了自然物,“致知”变为对物理化工知识的掌握,于是,就有“格致”一词在中土的出现而涵盖所有自然科学与技术。与此同时,在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上,也从中学内部的内修与外务的争论转向为“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争论,这一争,就争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是困惑在人们心头的难题,而“修身”在由本体向实用、由内修向外务的偏转中,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在商潮的冲击下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和尊严。
任何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心态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综合力的推动下曲折前进的。有所得就有所失,有肯定就有否定,“正――反――合”的客观逻辑,形成人类文化教育波浪式发展轨迹。今日,缅怀昔日二曲先生的成才历程,探研他的致学创新,不由使人联想到孔子在川上说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不但是对逝者的追念,也是对来者的期盼。
责任编辑薛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