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 汉文化影响_“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影响的研究
时间：2019-01-10 03:28: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过“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改土归流”使纳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感性阶段发展到了理性阶段。
关键词： 纳西族 尚武精神 “改土归流” 发展
纳西族源于河徨地区的古羌人，从有关史籍记载中看，纳西族的尚勇好武与古羌人的民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以清朝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为分界点，之前的纳西族文字和汉文献纳西族人记载成尚武的民族，之后的汉文献把纳西族人记载成性格懦弱的民族。民族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它是指民族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合乎理性的心理状态。从文化意义上说，它具有共同文化、共同历史背景、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结晶。民族精神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具有整体性、认同性、稳定性、凝聚性、延续性和先进性的特征。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层次性的特征。民族精神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具有团结力、向心力、亲和力、支撑力和协调力的特征。［１］所以我们对清朝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之后把纳西民族记载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提出质疑，并从“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来探讨“改土归流”之后纳西人尚武的民族精神有了质的发展。
一、顺应历史发展的丽江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一项改革。西南的改土归流，开始于明代，完成于清代，雍正年间为其高潮。明代的土司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把土司纳入国家统一制度，使之日益明显地具有流官化的倾向，成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有力工具。土司制度实际上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土司制度越严密，它与流官制度的差异就越小，最后终究要为流官制度所取代。因此，土司制度的极盛之时，也就是改土归流到来之日。由此观之，土司制度是改土归流的前奏。改土归流，或称改土设流，就是废除土官、土酋，改设流官管理。它意味着，中央集权最后战胜地方分权，地主经济冲破土司割据的藩篱而获得发展，意味着封建文化渗进闭塞落后的死角。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变革，是对落后地区迅速封建化的有力推动，是顺乎历史潮流的措施，具有进步意义。诚如魏源《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所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后笑先眺，安知非福？……一时之创夷，百世之话熙。”事实证明，未尝不是如此。［2］元、明两朝至清朝雍正元年的四百七十年间，丽江由木氏土司世袭统治。如上所述，到了清朝初期，木氏土司已经发展到了极盛时期。雍正元年（1723年），木氏土司向清王朝“自请改流”，丽江实行改土归流，降木氏土司为土通判，改革也较为顺利，木氏土司的“自清改流”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同时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纳西族的中国认同从政治上层发展到民众是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之后逐渐完成的。清代对纳西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极大地促进了纳西族中国认同的发展进程，使纳西族的中国认同从政治上层发展到民众。这一段历史说明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国家的认同是相互促进的；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强弱地位决定影响着其中国认同的强弱。［3］
二、改土归流导致纳西族人尚武精神民族发展
改土归流在政治上废除土司的统治，打破土司分散割据的局面；经济上在土司地区实行科田纳粮，变通土司征税为中央王朝直接向土民征收粮赋，以增加经济收入；军事上解除土司的武装、收缴土司的武器，以防止地方势力的威胁，加强对地方直接的军事控制。［4］改土归流以委任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官，客观上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权体制的统一。改土归流消除了土司政权的割据状态，结束了土司对中央政权“时叛时服”和土司间长期无休止仇杀的混乱局面，而且对未改流的土司也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威慑力，为清朝后期对尚未改流土司的改流扫清了障碍。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但在政治经济上有利于纳西族地区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上对纳西族人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稳定，中国认同感上升。
丽江地处滇西北，紧邻滇西北藏区，为滇藏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在木氏土司统治时期，丽江土知府木氏土司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极为重视军事发展。
《丽江木氏宦谱》记载，自始祖叶古年以来，“中间历唐五代宋元，为公为侯为将帅者，蝉嫣煌霎无间于朝之易代，何可谓不盛，然率以武功显也”，着力渲染历代土司的显赫武功。宋仁宗至和中（公元1054―1055年），木氏祖先牟西牟磋“更立摩姿治大酋长，段氏虽盛，亦莫能有”。可知当时木氏已靠武力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纳西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全民皆兵的制度，《太祖实录》卷二五五载：“洪武三十年……十一月……改云南鹤庆、丽江二府为军民府。时西平侯沐春奏：二府地属远方，州县人民多义兵土军，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元代和明代几百年间，木氏土司征战频繁，势力远达中甸、维西、德钦，以及四川的巴塘、里塘一带，也曾远征，达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直到现在，西藏腹地还留有不少纳西戍兵所建碉堡的遗迹。在明末清初时期木氏尚能调动“雄兵十万”，由此可见历史上的纳西族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但是到了雍正元年，丽江木氏土司处于衰落阶段，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多数地区都完成了改土归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战事减少，改土归流的完成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在此以前纳西族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感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改土归流结束后，上升到了民众层面。随着中国认同感的大众化，纳西族人认可了周边的众多少数民族，也认可了汉族，在军事训练中体现出来的尚武精神也得到了提升，之前军事之中的尚武精神局限于保卫纳西族家园，发展纳西族社会势力。但是随着中国认同感的提升，尚武精神体现出了一些中国的民族精神元素，不再仅仅局限纳西族群体。
（二）改土归流前后对纳西族尚武性格记载差异研究。
改土归流之前的史书对纳西族的记载多处使用了“少不如意，鸣缸鼓相仇杀。”“附险立寨，少不如意，相攻杀，此其故俗也。”“勇善厉骑射，挟短刀，少不如意，呜正鼓相仇杀，妇女投物和解，乃罢。”等文字，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就是纳西族尚武民族精神的记载。在清王朝以前，统治阶级一律奉行的是汉民族传统“夷夏观”，“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的限制，把少数民族称为“蛮”、“夷”、“胡虏”，信奉的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5］的民族隔离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史书上对于纳西族性格的记载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历史上纳西族民族性格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尚武但不至于像史书记载的“少不如意，相攻杀”；其二，由于当时纳西族社会除了统治阶层接受教育，多数纳西族人不曾接受教育，尚武精神可能含有一定的野蛮性。
改土归流之后记载丽江纳西族的汉文献中，不再有“相攻杀”、“相仇杀”的文字叙述，取而代之的是“性柔弱”、“生性懦弱”，我们认为这与清王朝推行的把儒家“夷夏之辨”、“以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上升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的民族观有关，此时不再视少数民族为“蛮”、“夷”、“胡虏”，对少数民族的史书记载与以前的王朝有不同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把纳西族性格记载为“性柔弱”、“生性懦弱”与纳西族人实际情况可能有差异的，因为清朝统治者是满族，同样也是少数民族，它提升了儒家“夷夏之辨”、“以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但是作为统治者对“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观点，不可能完全赞同，在记载其他少数民族的资料中，把其他少数民族体现得懦弱一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教育的大众化使纳西族人开始文武并举
无论是史书记载有偏见，还是纳西族人尚武精神中具有野蛮因素，受教育能使人开化，是不可否认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统治在云南西北地区经历了300多年的历史，以及纳西族人全民皆兵的记载，说明了纳西族人历来就是尚武的民族。
木氏土司极力学习汉文化，木氏家族的子弟想尽一切办法学习汉文化，创造出大量的诗作，形成纳西族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但在丽江纳西族地区采取的却是一种愚民政策，对文化学习进行垄断，压制老百姓学习汉文化，唯恐老百姓明天下理而反之。直至改土归流后，纳西族民间的教育状况才有所改变，纳西族的作家文学才从木氏土司的深宅大院走入中下层人民中，汉文化也才得以在纳西族民间广泛传播，涌现了一大批中下层出身的作家。
清朝实施改土归流之后，大肆强迫纳西族人接受儒家文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立了丽江府学，从此，受教育的就不仅是土司家族了。雍正元年改土归流后，丽江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已有三个书院，义学三十一馆。从改土归流到清末一百八十年间，有许多人登科及第，不少文人的诗文有较高的造诣。清末民初，废科举，倡新学，丽江知识界不少知时识势的人适应新时代潮流，积极主张学习科学，建立新学，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了丽江府中学堂（后来改为云南省立第六师范，不久又改为云南省立第三中学），还建立了丽江府高等小学堂。改土归流使纳西族地区教育面向大众，“礼教”逐渐地把纳西族从过去强悍的民情风尚中纳入封建王朝的伦常道统之下，纳西族人也把外显的尚武精神融合到了文武并举的发展阶段。
四、结语
改土归流使丽江纳西族人认同中国感上升了，教育走向了群众，也使纳西族尚武精神从感性走向了理性化之路。相关纳西族的文献记载纳西族人性格是否有误差有待于研究者继续探讨，但是可以肯定纳西族是尚武的民族，纳西族没有尚武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木氏土司的辉煌，也不会有丽江在1997年大地震之后的迅速重建。
参考文献：
［1］谢本书，宋光淑，汤明珠.民族精神问题三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49.
［2］史继忠.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J］.贵州文史丛刊，1986，（04）：9.
［3］周俊华.历史上纳西族中国认同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07，（2）：98.
［4］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明太祖实录（卷26）.中央史语所校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