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壮志的音乐年代
时间：2021-07-12 04:01: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创议提出并经大会通过了“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高指标地提出了工农业生产目标，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大跃进”从此开始。当时，工农业分别提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口号，以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赶超英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带有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违反自然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一方面严重破坏、阻碍了经济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全国性的虚假的“浮夸风”、“放卫星”现象。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决议，指出要在1958年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时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文化知识界也很快卷入到“大跃进”的浪潮中，音乐文化的大跃进也开始迅速掀起高潮。一个豪情壮志的音乐年代，然而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音乐时期到来了。
尽管大跃进运动不过是短短几年的时间，但这一社会运动却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也对大跃进运动起到了不可小觑的舆论宣传和艺术美化作用。简言之，大跃进时期音乐文化的总体发展及其特点，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历史影响等问题，值得音乐史学界加以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大跃进时期音乐文化的专题性研究并不多见，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动因之一。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就上述问题做出较为全面而概括地考察与研究，同时期望以此抛砖引玉之作引起学界对大跃进时期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视和进一步深入。
一、音乐为工农兵服务的跃进总动员
1958年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地跃进着，革命的浪漫主义如同童话和神话一样上演着。《人民音乐》1958年1月号，以醒目字号打出“迎接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大标题，发表了各地有关音乐创作、音乐活动的跃进计划，表示要把最好的音乐作品献给工农群众。编辑部同时配发社论，号召全国音乐家继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把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推向新的高潮”。3月1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艺术科学研究座谈会，讨论艺术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问题。全国各地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美术、曲艺等部门研究工作者三百余人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座谈会。近一百六十名文艺研究工作者联名发表倡议书，表示“在全国工农大跃进的鼓舞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高潮……必须在艺术理论战线上鼓起干劲，发挥理论研究工作在艺术实践中的指导作用，推动整个艺术运动的全面跃进，使艺术创造事业和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在发言中则号召音乐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投入到当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去，继续深入批判黄色音乐。
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会议的一系列决议发表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8月29日举行主席团扩大会议，百余名艺术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发出了“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更大丰收”的号召。
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跃进的全国总动员。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发表祝词，号召文学艺术家们要深入工农兵，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陆定一在祝词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写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生活的丰富经验是不可想象的。”
郭沫若做了题为《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更大跃进而奋斗》、《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的凯歌创造更多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开幕词和闭幕词。《文艺报》发表的社论总结指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我们唯一的方向，此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把是否与工农兵相结合作为文艺家的政治立场问题看待的，这一精神在大跃进时期成为文艺创作的唯一出发点和最终目的。1960年，吕骥在中国音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引述毛泽东上述文章时写道：“可见深入工农兵，和群众结合，实质上是标志着一个音乐工作者的思想与政治立场的问题。”“音乐工作者是否真心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首先就看他是否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就看他是否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实现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音乐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和群众结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根本道路。没有这种结合，根本就不可能创造真正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
吕骥代表音乐界所做的政治宣言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但它明确地告诉每一位音乐家，为工农兵服务不仅是一种统摄整个音乐领域的指导方针和音乐思潮，更是一个与音乐家个人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说过的话在大跃进时期再度被高调强化，表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纲领一直是几十年来必须遵循的铁律。
二、“写中心、唱中心”
所谓“写中心、唱中心”，是指音乐创作必须以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中心任务。这一时期各个文艺门类的创作活动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的，作为政治的附庸，文艺创作成为“中心任务”的根本反映。在人人都是歌手、人人都是诗人的豪情下，音乐界不甘落后，成为“写中心、唱中心”的排头兵。
50年代初期，马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虽然今天没有人公开申言不为工农兵服务(因为这种公开的言论是说不出口的)，但却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着抗拒。比如在创作上，许多作曲家不愿写配合政治任务的群众歌曲……今天尚有很多音乐工作者(包括共产党员的音乐工作者在内)，对小资产阶级的关心与兴趣比对工农兵更大一些，尽管在口头上把工农兵叫得如何响亮，但在实际上做的另外一套。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一些音乐家尚不能够很好地执行音乐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而表现出一定的抵触隋绪和行动的话，大跃进当中这种现象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不管音乐家们在内心中是否真诚拥护音乐文化大跃进，但在音乐实践中，他们毫无例外地参与到了“写中心、唱中心”和“放卫星”、“全民歌咏”的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