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时间：2021-07-11 04:01: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
“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