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时间：2021-07-05 16:02: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中国模式，成功地造就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快速经济成长和相对政治稳定。市场自由与政治民主齐头并进的西方模式并未带给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相反，中国模式提供了后发国家可效仿的发展范例。但中国模式为时尚短，是一种过渡的发展模式，最终会通过经济成长、法律改革、民主化和宪政主义一连串的价值附加，改变其价值中立的特点。
序言
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席卷全球，也引发了关于美式资本主义，或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否衰落并且即将被在改革开放后维续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中国模式所取代的疑惑。目前的发展趋向强化了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信念，认为长期一直试图在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之间、在市场取向经济和威权政府之间取得平衡的中国发展模式，比起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更合适于中国。
的确，改革开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快速经济成长已经使中国成为在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模式之外一个耀眼的例外，并且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遵行的范例。如同一位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之称为的中国模式。”根据这位观察家的说法，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成分：第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季刊》总编辑。一个部分是复制自由经济政策中的成功要素，藉由开放大部分的经济给国际与国内的投资、允许劳动弹性、维持较低的税负及管制的负担，并透过私营部门与国家支出的结合来创造最高级的基础建设。第二个部分是允许执政党保有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制和信息自由流动的严密掌控。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许多人担心，“中国过去20年所取得的成就合法地挑战了我们关于政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信念”，因为中国已成为“自从共产主义终结后对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最大的潜在意识形态竞争者。”的确，中国模式已经对试图对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同时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这一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挑战。但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中国发展模式可以代表自由市场和威权国家一个成功的结合来挑战西方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否真的没有自由化以回应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集权能否真的长期共存?中国的领导者是如何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中国模式的魅力和限制又在哪里?本文通过探索中国在什么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以及是否能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在西方的研究著作中，有许多用来形容中国模式的词汇，例如威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威权主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一篇描述中国独特发展途径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区别传统的发展途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首先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十个政策处方。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每一个华盛顿决策者多少都同意的，包括财政纪律、降低官方补助、税改、市场决定利率、竞争性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去管制化和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这些以“华盛顿共识”闻名的政策，与强调市场优先性和限制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连，其后被说成是一个适用于所有面对经济危机的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政策。虽然Williamson所列的政策名单仅仅限于经济政策，但华盛顿共识随后被扩大到包括自由民主政治，即将市场自由与民主政治自由作为现代化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
然而，实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并未表现特别良好。自1988年伊始，拉丁美洲的政治领袖们“已经开始对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基础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进行批评。他们指出华盛顿共识不但未能达到其所设定的目标，同时还实际上使该区域许多公民的社会及经济条件恶化。……他们指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两个被美国控制的机构利用华盛顿共识政策以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在一篇题为“重新思考正在浮现的后华盛顿共识：一个批判性的评估”的文章中，Ziya Onis和Fikret Sense指出：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其错误地诠释拉丁美洲的问题是过度的国家干预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取决于新自由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失误促使Williamson在2002年提出诘问：“华盛顿共识是否已一败涂地?”
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题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的文章，指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并错误地将政府本身视为问题所在，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市场和政府行为。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对于成功的发展既非必要条件亦非充分条件，任何未来的共识都不能只由华盛顿决定，任何新的架构都必须灵活适应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此后，“后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学术著作中的热门词汇。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具有争议的“北京共识”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一词。根据Ram0的看法，北京共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对于改革的创新和持续不断的试验的承诺；第二是拒绝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惟一的进步指标，应同时考虑持续性发展和平等要求；第三是对于自决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应该保障自己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并阻却强权的干涉。Ramo宣称，北京共识代表了对于美国霸权所代表的现状的对抗，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鼓励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与经济成长并重以及提供平等的环境以避免动乱，并维护了其独立和自决的地位，拒绝了西方强权施加其意志，而获得发展上的成功’。
Ramo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是否真的提供了新的模式的广泛的辩论。一些观察家赞同北京共识，因为它“自去殖民化以来第一次解释了南方国家如何能够遵循它们自己的政治方向去寻求国家和商业伙伴，而不需要根据美国的观点行事。”另有一些人则质疑北京共识的有效性，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内部日益成长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中国日益参与全球化经济的行为。一位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只是一些迷思。因为中国从未严格遵循北京共识的核心要素。首先，中国并非创新领袖，且华盛顿共识也同样支持创新，创新的承诺从未成为中国成长的核心，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并没有本质的创新之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与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在中国境外设计或发明的，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内容是模仿大于创新。北京内部对于中国改革策略并无共识，试验性质的改革乃是不同路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