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①的制度化问题研究
时间：2021-07-01 12:03: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对促进湄公河流域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其松散的、以项目合作为主导向的合作模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制度化则是提升合作模式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制度化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3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及次区域经济合作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及次区域经济合作简介
1.次区域基本情况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缅、老、泰、柬、越六国，被称为“东方的多瑙河”。国际上将这条河里所经的六国区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
从地理位置上讲，该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亚和中国西南结合部，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梁，地缘环境十分重要。同时，这一区域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受到区域各国乃至世界的关注。
湄公河开发涉及航运、水能、林业、矿业、环境保护、贸易、投资、禁毒等多个领域，据估算，至少需要投入两千多亿美元才能见效。[1]对于资金技术有限的流域各国来说，只有走合作开发的道路才能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GMS六国中，有五个国家已经是WTO的成员，已经接受了WTO的贸易原则及争端解决机制，这也为发展国际贸易，运用国际机制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创造了可能。
2.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背景
全球冷战结束后，随着地区局势的缓和，中南半岛各国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国际纷争日渐消停，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尤其是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订，使得柬埔寨问题通过国际合作得到和平解决，从而为中南半岛的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中国方面，1989年，中国与老挝实现关系正常化，1991年，中国与泰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为实现次区域的合作创造了先决条件。从外部因素讲，二战后日本借助战后赔款重返湄公河地区，并积极参加联合国有关湄公河下游地区水资源的开发调查活动[2]，虽然提升在该区域的影响是日本的首要考虑，但其活动却客观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形成，也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打下了基础。另外，美国、苏联从中南半岛撤军也减轻了次区域合作的政治压力，为合作创造了空间。
经济上，关税总协定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贸易风险的增大导致保护主义抬头；苏联解体后，中南半岛上的国家无法再依赖其援助进行发展，必须提升出口，引进外部资金，从而加大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1988年，泰国前总理差猜提出了“变印支战场为商场”的“印支倡议”。[3]此时，亚洲开发银行适时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间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多边平台。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倡议下，大湄公河次区域6国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共同发起了六国七方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计划。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目标
从合作机制上看，GMS由亚行牵头，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倡导者在其中同时扮演着协调者和资金、技术支持援助者的角色。具体运作则通过召开会议进行。会议分为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领导人会议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最高会议机构和决策机构，每3年一届，轮流在各国召开。部长级会议自1992年起每年召开一次，负责在政策层面确定合作的方针，它下设有高官会和9个工作组和专题论坛。高官会每年定期举行，其职能是联系政策和业务层面，并为部长级会议做准备。[4]
GMS运行机制示意图
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的历程来看，走的是“政府牵头，项目主导”的道路。这一方面适应了次区域的特性：各国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民间力量不足，历史因素导致民间合作基础薄弱，从而难以依托民间力量开展合作；同时在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差异显著的客观条件下，如果于GMS起始阶段设定机制运行的强有力的规范，则会对合作造成困难。但是另一方面，这一道路也使得GMS合作机制呈现松散特征；实践中，项目签订虽多，但实行情况欠佳。
对于GMS的分析与评价，应基于其成立时的目标。关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目标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周士新在《中国和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中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中国的目标包括：第一，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立紧密的身份认知；第二与湄公河次区域建立互联互通的合作关系；第三，促进东南亚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共同发展；第四，促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对应的，他认为东盟的目标包括促进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发展两方面。[5]杨祥章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比较研究》中则强调了“密切经济合作基础”“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实现次区域共同发展，减少贫困；增加发展机遇，鼓励贸易与投资，简化过境安排，满足共同的资源需求。”[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汤敏、缪·塞，他们认为，GMS“为投资提供资本的私有成分和通过发展基础设施、提供财政鼓励或者通过精简现有行政秩序而使之提高效益的公有成分之间加强合作，有助于充分利用地理上临近地区的互补性”；[7]相反，也有学者更关注次区域合作中的地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例如，叶贵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中，强调了协调大国间的战略意图和完善GMS地区安全行动协调机制。[8]
二、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常态化的必要性
(一)制度常态化——加深地区合作的必由之路
指导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的理论核心是地区主义。区域合作的目的是加强地域的联合，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对内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对外维护本区域的共同利益，提高本区域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9]区域制度的建设和区域整合的过程是互动关联的。贸易、投资的发展必然要求货币层次上制度化的合作；GMS成员国间经济往来的加深、加速，必然离不开跨境运输、海关检验、物流合作等方面更具效力的约束；条约内容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合作的多样化也必然离不开共同条约执行，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