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真相
时间：2021-07-01 04: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戊戌变法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是不承认的，但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
毕永年也是一个维新党人，他的这份史料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围园密谋”的有力证据。如此一来，则戊戌变法中的这件大疑案，似乎终于解决了。问题是，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所以“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不过杨天石根据这份《诡谋直纪》写了一篇《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证明维新党人确实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
但《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错误。下面对此略作考辨。
“谋政变”还是“防政变”
关于“围园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廷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说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接着社会上就有了种种传说，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密报了维新党人的乱谋，但对其具体经过的叙述又不一致，且语焉不详。
直到1926年《申报》发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才详细讲到此事细节：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劝说其勤王，要他带本部兵赴天津杀荣禄（荣时为直隶总督，袁为其属下的直隶按察使），然后派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当时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并且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
袁世凯的说法与清廷的那道谕旨大体一致，而细节不同。两者都说到围颐和园，但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的用词不同，谕旨说“劫制皇太后”，日记说“除此老朽”。比较两说，袁说比较合理。然而维新党人在公开场合却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民初曾任职清史馆的满人学者金梁说，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此事真伪，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涉及八月初三日劝说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劝袁世凯勤王。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文中之“君”）夜说袁世凱时的谈话。谈话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了。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
戊戌变法进行至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中旬，新旧党争加剧。光绪帝于七月十九日罢免阻挠新政的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守旧派也作出激烈反应，请慈禧太后训政，而同时关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将废光绪帝的谣言大盛。
面对这种形势，康有为等维新派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请开懋勤殿，以使维新人士能够进入中枢机构，掌握变法大权，一是请擢升袁世凯，予以笼络，以防天津阅兵时之不测。
关于开懋勤殿，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记：
“上既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决意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之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
懋勤殿为皇帝的书斋雅室，据说康熙帝幼时在此读书，殿内悬有乾隆帝亲笔御书的匾额，它也是清帝与儒臣谈古论今之处。
在酝酿开懋勤殿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均得到推荐，既然康有为等在七月底尚致力于开懋勤殿，并且正在做入值其中的好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这时策划在北京搞武装政变。
关于请擢升袁世凯，是针对风传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废掉光绪帝而采取的措施，而并非要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惊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事，日夜忧危。复生至是知上果无权，大恐惧。吾于是连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从上引康有为所述经过，以及代拟的两道奏折内容看，维新派还没有在北京搞政变的迹象，仅是被动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而不是主动进攻。
《诡谋直纪》可能是写给日本人看的
袁世凯接到光绪帝召见的谕旨后，于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来到北京，八月初一日在颐和园召见。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他在京时，至初三日晚谭嗣同拜访他之前，除了两次见光绪帝外，一直忙于拜见京城大员，而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无接触。这个事实说明，袁世凯奉召进京期间，康有为等并没有利用他在北京而趁便搞政变的计划，如果有此计划，必然会派人与他接触，因为袁初五日就要回天津了。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奈之时。
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政变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戊戌政变后，毕永年先到上海，后赴日本。抵日之初，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关系仍很密切，并与梁、唐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狱中血书”。
毕永年与康、梁产生分歧后，就开始揭露康、梁在戊戌变法时的种种“错误”举动，而康、梁在海外的活动正是以戊戌变法为资本。他除了写这份“日记”之外，还曾陪同王照会见日本人犬养毅（木堂翁），王照留下一份与犬养毅的《笔谈》。在《笔谈》中，王照讲到康有为欲利用袁世凯勤王、策划兵围颐和园以及如何伪造密诏等事，并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咎于荣禄、刚毅等守旧党误国，康、梁等“庸医杀人”。
由上述毕永年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等活动来看，他同康、梁一样，对于史事本身并不很尊重，有时随意改窜史实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所以他留下的“史料”也和康、梁留下的一样，真假错杂，不可轻信。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能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目的是通过揭露康、梁“庸医杀人”，使企图调解孙中山和康有为两派矛盾的日本人，完全抛弃康、梁而专力支持孙中山一派。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甚至将夜说袁世凯的举动也归咎康有为一人，而将亲自往劝说袁世凯的谭嗣同描述成是反对康有为意见的，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康有为的恶感。
（《中国经营报》201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