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德国系决定论传统
时间：2021-06-28 04: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浸淫于日耳曼文化传统的德国系决定论传统,强调领土空间之争的国家自然本性,将“环境决定论”奉为圭臬,绝对谨守,在决定论命定的道路上终于走进了死胡同。德国系决定论虽然由于与纳粹党和第三帝国联姻而声名狼藉,但并不说明它一无是处。今天我们重新梳理与审视它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思想,对于探索未来地缘政治的发展方向,不无警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缘政治;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0-0025-03
在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思想脉流中,决定论传统与或然论传统构成了两条截然相对而又相反相成的线索。在决定论传统之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历经千年演变发展,形成了英美系与德国系的分野。前者是有条件的决定论,后者是绝对的决定论。德国系决定论传统有着一条明晰可寻的发展脉络。先是拉策尔创立了“国家有机体说”,其所提出的“生存空间”概念对豪斯霍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豪斯霍弗将其进一步发挥,发展成“生存空间论”,它又对纳粹德国的扩张战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见,德国系决定论传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为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更是一套行动纲领,还为政治家和决策者提供了一张决策时可依循的政治地图。
一、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
19世纪末,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推动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它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国家有机体就好比动物有机体一样,都服从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法则,只有最具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国家有机体最后才能存续下来。受到这一观念的启示,德国政治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把“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观念应用于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认为国家有机体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受自然法则支配,国家为了获取生存空间,就必须不断地进行着领土扩张,这势必会导致弱肉强食。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归纳出“国家空间增长规律”[1],并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论”(Lebeaum)和“动态边疆论”(Dynamic Frontiers)。
在上述理论假说中,“国家有机体说”可谓是拉采尔环境决定论思想的核心命题。它认为,由于国家是活的有机体,其领土空间没有一直固定的明确区域,其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地带,因此,国家不能被遏制在僵化的界限之内,它需要不断地向外运动来寻求拓展生存空间并展示其领土的成长与收缩,而这取决于它的能量及其居民的伟大。[2]由此而知,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就像是生物活体一样,它不仅受到自然法则和生物规律的支配,经历着不断生长和最终衰亡的生命周期,而且始终伴随着一种对领土的“饥饿感”。因而,对于健全且强大的“空间有机体”来说,通过领土扩张而增加它的生存空间是自然而合理的,并且领土扩张是与力量增长携手向前的。换言之,国家能力的强弱与生存空间的大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一国根据其能力强弱扩大或缩小生存空间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为之后的德国系决定论传统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和概念体系。由于拉采尔将国家有机体作为自己的逻辑基点,开创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德国传统(Geopolitik),因而使其得名“有机组织学派”。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为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德国潜滋暗长的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思潮。它内中蕴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机械论倾向经由他之后的豪斯浩弗的发展而走入了极端,为纳粹政权的地理扩张提供了反历史、反文明的思想给养。
二、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
一战的惨败使德国损失惨重,国内矛盾突出,民族情绪高涨,国家发展陷于迷途。在此种情势下,受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复仇主义激发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提出了生存空间论(Living Space)、泛区说(Pan-Regions)、能动边疆论(Moving Frontiers)、经济自足论(Autarchy)和陆权对抗海权论等一系列地缘政治主张,其中以生存空间论最为醒目。“生存空间论”是在承继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的基础上,继续把国家假定为生物有机体,国家有机体的存续需要持续扩展其生存空间,就有如生物不断摄取外界能量一般自然而合理,因为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不仅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还会给国家进一步的领土扩张提供更大的动力。这种决定论思想赋予边疆以玄妙的道德优越性,视生存空间的扩展为天赋的权利与神圣的目的。
在豪斯浩弗的决定论思想体系中,有两个理论支点支撑起生存空间论。一是“泛区说”。他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大区,即由倡行“门罗主义”的美国统领下的“美洲泛区”、由不断壮大的德国统领下的“欧非泛区”以及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相吻合的“亚细亚泛区”。这些泛区按经线排列,包含很多自然地理带,故被认为是有能力自给自足的。而由于各泛区之间有海洋天堑将其相隔离,因而会在各泛区间出现一种世界权力的暂时平衡。豪斯浩弗毫不讳言道,这种政治区域划分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德国在夺取它的命定空间之后,最终会将其他两个大区置于德国的统领之下。二是“能动边疆论”。他认为边界是一国走向统治世界进军途中的短暂停留站,一国拥有确定自己自然边界的权利,新确定的边界对其而言便是扩大了生存空间,即供养一国人口的土地、粮食与自然资源,并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直到这个国家再次有能力去发动另一场新的战争。这一立论是基于国家是具有生命的组织体,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存续必须确保生存圈,起同化作用的国界应该是经常变动的。豪斯浩弗指出由于东欧自身小国林立的“破碎地带”属性,生机盎然的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吸收”东欧那些政治能力不足且妨碍大国成长的小国,从而为希特勒入侵东欧提供了理论依据。
豪斯浩弗整个理论体系的实质便是“强权即是真理”的机械进化论以及吞并世界的扩张主义野心。构成这一理论大厦的诸多命题无一不显示出极为浓重的实用主义与沙文主义政治取向:为第三帝国的对外扩张战略图谋和征服计划提供了合法性源泉和理论指导,且暗合了普鲁士条顿武士的军国主义传统,更与法西斯主义融为一体。纳粹德国的惨败昭示了豪斯浩弗的决定论思想的极端性及其最终归于尘埃落定的命运。
三、对德国系决定论传统的评估与反思
客观而言,德国系决定论传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它显现出了其开放式的跨学科研究属性,将生物学引入对地理和历史的结合分析之中,在学科交叉重叠的“结合部”实现了知识的增长和思维的拓展,发展出一种对世界政治地理的全球透视观和隐于其中的现实政治观(Realpolitik)。
但是,德国系决定论传统经由二战期间纳粹政权的极端化应用而对整个地缘政治研究遗害甚深,极大地损害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地缘政治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一度销声匿迹:不足道于学界、不齿于政界、不喜于民间,在中国更是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弃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或拉起大旗为其正名,或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应用它来指导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由此铺展开来,学界与政界逐渐认识到地缘政治理论的中性性质及其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的效用,地缘政治学才逐渐得以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和科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对象、核心问题、基本价值与方法论(即研究什么?有什么用?怎样研究?)等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变异性的结合式发展:在历史继承性方面,其立论根源仍为人——境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和政治——地理关系。具体而言,外交政策应根据地理条件选择目标,同时利用地理条件来实现这些目标[3],它是空间属性和特定政治关系属性的有机统一,是通过地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地理化的过程来运行的。在历史变异性方面,决定论的色彩日渐淡薄,新地缘政治学的角色在于战胜沙文主义,从一门依附性的学科到具有客观性——但实用的——学科的转变,并更趋于客观性。[4]
